国家统计局将于2018年1月18日下午公布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第一时间全面解读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预判2018年中国经济走向，中国新闻社同步举办“国是论坛—2017经济形势分析会”。2018中国经济增速是借势反弹还是继续企稳？中国楼市是真“理性”还是“被冷静”？“共享+”经济哪些是真风口哪些是伪需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即将揭晓。
主持人：谢谢谭院长。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分享，我们今天论坛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到来，也请各位网友持续关注我们的国是直通车的微博和公众号，谢谢大家。
谭雅玲：主持人有一个话题并没有涉及到，就是德国法国在增持人民币，然后中国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提升了，中国的人民币要怎么样了，人家增持的是单独列项的人民币的储备，而不是整个外汇储备人民币共性的这种列项。澳元，加元是共性的列项，因为既有结算功能，还有交易的功能，还有储备的功能，人民币只有一个记账的功能，我们的金融要在专业化、国际标准化和自己内在的需求化上要强化，这是一个国家规避风险和能够使自己强大起来最重要的支撑。
谭雅玲：相对于经济质量我不认为它是短期的指标，经济质量改观是长期的目标，经济质量需要的是技术研发，技术创新，需要的是品质的提高，相对来讲这个话题比较沉重，这个话题的周期相对比较长。至于说到金融的好多指标，比如去杠杆，中国谈金融去杠杆最重要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去杠杆。实体经济的资金是严重不足的，金融市场的资金是严重过度的，所以我们讨论问题一定要严谨要专业，我们不能把人人都搞成投资和金融专家。
谭雅玲：我觉得讨论经济增速和经济质量是两个角度的话题，经济增速应该是一个相对短期的话题，应该跟规模相对应。中国要追求经济规模，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保持一定的规模是最重要的，所以尽管我们经济增长是在6.9%，但是我们经济规模已经上升到80万亿了，这是好现象。所以你看美国的经济增速它无论是上或者下，正或者反，正数和负数，但是美国经济的规模，也就是总量是在不断攀升的，这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而且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给我们做出的一个样板，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王青：2018年会看到的是两降一补，居民杠杆率恐怕会往下调一下，主要就是他新增贷款增速，在金融监管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的驱动下往下降，企业我们认为利润会从上游改善逐渐到中游扩散，企业降杠杆还会延续。政府恐怕还是保持稳定。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我认为在金融这个角度为高质量增长做出了最具有实质性的贡献，谢谢。
王青：高质量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金融风险的引线年要把它拔掉，刚才说了这个过程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我们判断2018年去杠杆首先会抑制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为这个部分是目前增速最快的，当前杠杆率变化一升一降一稳，企业在降，居民在升，政府在稳，企业降的原因是2017年企业效益上来了，居民还在涨主要是买房的刺激，政府比较稳定。
王青：是这样的，我们说今年可能是大家引起关注的淡化经济增速，强调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增长实际上在金融这个领域我们想可能更多的要集中在防控金融风险，保持实体经济稳健增长上。防控金融风险当前恐怕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要实现有序的去杠杆，我们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去年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提到了，要把它降下来，我们现在这个杠杆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来看，到2017年半年的时候，我们是256%，由三个部门构成，家庭、企业和政府，企业偏高一些163%，但是增速最快的是家庭的杠杆率，主要是买房刺激。
提问：中国青年报，我想请问谭院长和王青老师，数据本身没有那么重要，而是为今后高质量增长带来一定基础，我想问一下，我们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当中，金融和贸易在金融领域，尤其是货币方面的一些政策，是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请二位可以提一些你们的建议？
万喆：实际上现在在货币政策这一点上，已经是在进行改革了，在这个需求和供给这个上面，刚才我说的也都是在进行着改革，一个是供地上，还有公共资源，包括户籍将来的改革上面，都在进行改革，但是也只是在一个开端，所以我认为房地产这个矛盾不是一天造成的，它长期机制的形成也需要一个，大家还是要有点耐心，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等待，谢谢。
万喆：另外在需求上造成房价虚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区或者区域间的发展，经济发展非常地不均衡，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城市，或者是说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地区，比如说学区房就是明显的是公共服务的资源提供的不够造成的。第三就是货币政策使得大家一看投资收益率没有什么东西，就考虑到房地产，除了房地产，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考虑到货币本身，大家处于保值增值的心态来买。
万喆：从长期政策来看更为明显的是，比如包括租售同权，政府不再是房地产唯一的供地者这样一些说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土地流转上，我认为现在土地流转还只是一个起头，在土地流转和户籍政策这个改动上应该会有一些更深入的改革，因为房地产我个人认为它实际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在供给上，包括地方的财政跟它相关性太大了，所以在这个供给上的不足造成它房价虚高。
万喆：另外，我认为现在是供给侧改革，包括刚才讲的限购它是一个非常短期的暂时性的政策，从中期来讲，金融上面，包括刚才讲的货币政策，包括对于贷款，包括对于有一些消费贷滥用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或者清理，实际上也是对房地产用来炒的，可能它投资有泡沫，或者有投机行为，对于它一种监管。
万喆：习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我个人观点，2017年房地产限购措施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因为过去政策的反复性造成了市场预期的观望性非常强，就像是生物应激的曲线年的时候房地产整个市场价格对于政策的这种反馈其实不太明显，2018年的时候可能真正才会有一个反馈，如果整个的经济只要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较大的风险状况下，这个市场监管可能不会放松，我认为这个房地产价格长期来说，应该是会趋于下行的，这是我一个判断。
提问：万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是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刚才万老师在发言中提到了房地产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涉及到房地产这个行业，我想请教一下万老师，预测一下2018年房地产市场走势以及房地产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方面谈谈您的一个看法，或者自己的一个观点？
主持人：谢谢大家的发言和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媒体提问环节，现场媒体朋友和在收看我们直播网友，现场可以直接提出，网友可以通过留言提出。
王青：刚才我们讲了，2018年金融监管态势从目前走势来看，恐怕延续了2017年强化的一个走向，我们认为2018年除非我们的宏观经济增速出现显著的波动，否则这个强监管的走势恐怕不会停下来。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金融监管，就是郭主席发了一篇文章，提到了金融监管，提到少数不法分子违规构建庞大金融集团等等一系列的表述，给大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您怎么看2018年这种监管态势呢？
王青：去杠杆刚才万首席讲的比较多，我补充一点，去杠杆为什么是一个主要挑战，跟去库存，去产能相比，去杠杆很可能意味着它会产生一个风险，因为去杠杆的结果它是降低金融风险的，但是去杠杆过程中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个体的一些风险，会成为2018年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些主题，包括刚性兑付的打破。
王青：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行业在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增速会降下来，2017年银行业总资产比上一年降了7个百分点，2018年还会处在低位运行状态，我们这个金融环境还是要收紧一些，会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投资这个方面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
王青：我选“金融监管”和“去杠杆”。金融监管2017年被称为“最严的金融监管”，很多机构一轮一轮地检查，一些金融指标也掉的比较厉害，但是从最近监管层释放出来的信号来看，2018年监管力度还会加强，我们认为这主要的背靠要回应今年三大攻坚战中居首位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韩海丹摄）
万喆：它去的方式是要用一种市场化的方式，你过去处于说完全是依靠行政，就形成了低效、短视、过热的状况，它会掌握这样一个度，而且在这个度掌握当中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把市场化的过程来完成，所以我认为三去一补一降，补短板是一个长期国家，第二整个的重点还是在于市场化。谢谢。
万喆：第三，我认为这个去杠杆大家也讲了，这个去杠杆怎么去呢，其实是很难的，你企业有负债是杠杆，你把它去到哪儿去，把它都卖掉了就是去杠杆了，如果这么好卖，你当初就不会加杠杆了，其实去杠杆就是主要要去掉一个，因为我们国家刚性兑付带来的低效率的杠杆，企业不可能一点没有，但是要去掉这种因为行政刺激，比如说刚性兑付等等这种原因带来的低效率的杠杆，这就是去杠杆的杠杆，怎么去呢？
万喆：第二，因为正常化了以后我们要结果结构性改革，要找到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虚高的原因，包括从地方债来看，现在谈，比如说国企债转股，要让它市场化，不是说政府给你兜底。地方债也是这样，现在也谈到说你梳理了，而是谁的债谁自己抱走，实际上就是把它建章立制常态化。
万喆：你脱实向虚谁是虚啊，去杠杆到底把谁给去了呀，我的感觉，第一，我们要知道过去出现这种库存虚高，产能虚高，杠杆虚高的状况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它正常化，而不是说我们大张旗鼓地要把它带向另一条路，不是，是过去的状况不正常，我们要把它正常化。
万喆：所以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是长期都存在的，包括像去库存，去产能，从目前来看下这么大力气的去库存去产能当然是比较暂时性的事情，是对于过去供需关系当中形成这种结构性扭曲的一个梳理，但是像去杠杆这件事情，我就想谈一下，由于刚才我也讲了度的问题，实际上去杠杆这个问题它提出来以后在金融界有一些，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都提出来一些想法。
万喆：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作为这个补短板，它就不存在重不重了，它长期都会成为一个重业，这就是我讲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比如我们谈房子，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不如说一个灯泡坏了把灯泡换了，也不是换一块瓷砖，换一个房顶的问题，结构性改变就是要把整个供需关系，扭曲的部分进行一个完全的梳理来进行改变，
主持人：正如您所说，每一个工作都要把握它的度，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大家比较习惯去讲“三去一降一补”，这个在您看来，这个度哪个最重要一些？
万喆：谈到房地产的问题，没有人把房地产干掉，但是房地产的泡沫性高是不行的，但是你要住，以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它确实是用来住的，像我们作用的变更，入市等等，我们要怎么来采取长效措施，使得把这个度给把握好，我觉得应该说是接下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万喆：我们也谈到了脱实向虚、或者脱虚向实这样一个问题，这里面也蕴含着虚和实怎么来定义它，以及虚和实应该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说过去的经济被批评有一段时间，已经脱实向虚了，而我们现在比如说加强监管，梳理市场都是在脱虚向实，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这个经济当中，虚和实它还是并存的，不是说要把谁完全干掉，干掉实肯定是不行了，但是虚是不是就说它一点都没有了，金融在里面到底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哪种程度上起到什么程度，对目前是好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
万喆：包括我自己谈到的消费问题，我们讲消费升级，本身它就有一个政策对它的支持和政策对它的支持带来的过度。比如说金融对它的支持过度，如何平衡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消费跟投资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即使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拐点上，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它既有一定的挤入作用，又有一定的挤出作用，如何我们实现最适合目前的度。
万喆：我觉得我们经济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当中，这会成为我们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这就是我所谓的挑战。
万喆：但是现在当我们消除了过去这种矛盾以后，我们就有新的矛盾，我们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油腻、还是应该清淡，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你既要保证生活的好，又要保证生活不油腻，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万喆：就像去年下半年好像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做“中年油腻男”，这个话题我当时就说，讨论中年油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吃饱了撑的。而且这种说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一个具像的描述。我们看三十年前咱们的主要矛盾，1981年提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说说油腻不油腻这件事呢，因为当时中年男人都过得很清苦，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绝对是不如现在，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现在。
万喆：我觉得明年最关注的词是“结构”，明年最大的挑战是“度”，目前我们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个“结构”在里面是特别重要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进一步能够特别切身体会到。包括十九大说了，我们主要矛盾改变了，我们要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进发，主要矛盾的改变其实都说明了过去的主要矛盾是个比较单一项的矛盾，而现在的矛盾是多层面的矛盾。
张建平：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下一步我是非常希望中美之间，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者还是缺乏信任，然后他本着防范和打压的态度。对于中方来讲，我希望跟美方好好谈，一个是对话，还有一个是谈判，包括下一步将来过去咱们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谈了很多轮，但是特朗普这个新政府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桌面上，我们希望今后还是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来为这个投资的市场准入保驾护航，避免经常不公布理由，也不说明原因，但是最后就是一个字，就是NO，这样确实不公平，我想在这个方面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谢谢。
张建平：蚂蚁金服就更难以评说了，本身蚂蚁金服跟MoneyGram收购案那更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么大一个案子，而且我看他们MoneyGram已经向美国监管部门交了好几次汇报材料，应该说把这个事情讲的非常清楚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被否掉，就充分说明了现在蚂蚁金服没赶上好时候，正好赶上中美之间大环境不好。
张建平：但是下一步如果大环境有改善，也不排除它将来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个突破。但是总体来讲，美国现在他们对IT、特别对高科技这些领域是视为高度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华为在美国不光是面对着严查，也面对着像思科这样的竞争对手、还有苹果这样的竞争对手对它的打压，所以华为在美国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张建平：华为本身对美国市场现在还是抱有希望的，而是它的合作方ATT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压力，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是很有权力的，它能够游说去做决策。所以现在迫于压力，ATT放弃了成交并购案的决定。
张建平：关于你说的投资这个事情，两个案子被否，我觉得一点都不出乎我的预料。原因是什么？华为就不用说了，华为过去十年当中在美国就从来没有进去过，每一回都是碰壁的，无论它去收购3com，还是别的企业，不管是大的几十亿美金的并购，或者小的2亿美金的并购，还是你现在打算到美国去卖华为的手机，反正都是不行，一个字就是“安全”。
张建平：在奥巴马时期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展示他对华强硬的姿态，用了什么案例呢，用了“一年之内对中国发起了7起反倾销的案例”，包括轮胎、钢制品等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那么通过301，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强度有可能会超过奥巴马时期，不过现在很多调查的案例正在调查当中，我今天也看到了特朗普也威胁说，我们现在调查了很多案子，它的数额是你想象不到的，这是公开报道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只要你跟美国有贸易关系、有投资关系，现在都要审慎小心，做好可能的预案。（韩海丹摄）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美国“生锈的大棒”，我们先是阿里去美国收购，蚂蚁金服收购被否决了，华为想进入美国市场也非否决了，美国还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做文章，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情况呢？
张建平：所以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对中国的外贸来讲还是习主席说的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品牌打造好，把我们的跨国公司打造好，把我们中小企业企业通过创新发展，把他们的活力激发出来，只要你的产品是有市场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总能在全球找到买你产品的地方，这样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还能继续得到延伸。谢谢。
张建平：再有一点，像英国脱欧这样的事件。现在欧洲的态度变了，对英国说“你还是留下吧，咱们别离婚了”。但是英国现在也很强势：“我的经济发展形势比你欧洲好多了，我要自由的生活，还是想走”。分手费从400亿欧元到600亿欧元都出现过，如果这个事情有了新的变化，也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很多地缘政治因素不稳定、冲突，这些大的事件也会对全球市场带来波动。
张建平：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比如说像特朗普现在它的贸易政策，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还没有下手，但是它在竞选的时候口气是非常强硬的。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国已经挥起了301的“生锈的大棒”，另外美国对中国的很多产品，比如说钢材、铝、太阳能面板已经要进行相关的调查，还要采取更多的双反措施，如果美国，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的话，也会影响到未来中国贸易的发展。
张建平：原因在于其实现在全球形势的变化也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像大家看到最多的就是已经明确的因素：美元加息、美国的减税政策，它会导致全球的资本市场的流动，这种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进一步会对市场的需求带来深刻的影响。
张建平：关于挑战，我认为是“全球市场波动”。这个我觉得是明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原因在于其实去年2017年虽然我们的贸易数据都比较好，但是在2018年能不能持续这样一个亮丽的成绩，大家都是打问号的。
张建平：所以我想从下一步无论是中国国内外贸的健康成长、可持续的成长，也包括将来在“一带一路”上更好地挖掘我们的贸易潜力，在全球建立中国真正的基于质量、基于口碑和品牌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对商务领域来讲进行综合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国家供给侧改革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不断地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一个主要的目的。
张建平：另外就是流通，大家都知道流通在中国成本高、环节多、改革的任务重，所以将来如何能够通过比如说智能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减少物流的环节、降低成本，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包括在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这都是我们需要改革的任务。
张建平：包括中国的产品，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外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能够真正地实施质量强国的战略、品牌强国的战略、实现贸易强国，这样中国将来不仅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提升，而且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供给侧的改革。
张建平：还有咱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在生产领域用更低的中国成本去生产产品，再返回到中国市场上来，其实这也是经济上更合理的事情。我们走出去到其他国家去投资，也会把新的投资者带回到中国来，来改善中国的供给，所以这应该说引进来和走出去都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系的。
张建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工业企业的问题，大家可能一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常都会想说，工业企业，三去一降一补等等，但是其实大家知道，一件产品，或者一个服务，它一个公司来提供，它也要有一个流通交易的环节最终才能走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外资企业到中国的市场上来投资竞争，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整体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有利于推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张建平：其实现在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它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国内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更高质量的服务，满足咱们老百姓对日益美好生活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且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不光是要提供给国内居民，我们要提供给“一带一路”居民，包括世界各国的居民。（韩海丹摄）
谭雅玲：所以中央一直在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把人民币和房地产连接起来，有人为的、刻意的因素在里面，我认为是一个伪命题，跟人民币走势没有直接的关系。
谭雅玲：这是一个伪命题，又刻意主观和认为因素在里面。第一个，我们调结构最大的问题在于房地产上，我们过去认为房地产是核心产业，但是我们试想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崛起是靠房地产强国吗？没有任何这样一个国家。但是所有金融危机的国家都是房地产是导火索。
主持人：我们发现特别有趣的现象，大家谈到美元的判断都喜欢跟中国楼市联系在一起，您怎么看这两个关系？
谭雅玲：其实，2014到现在，美元一头一尾的变化不代表中间曲线的变化。而美国最技巧、最老道的做法，是看中间曲线的变化。比如头高尾高的时候，但是中间的低占到的全年的70%和80%，有9个月、10个月是以“贬”为主，所以这就是美元的老道，它始终知道它经济的需求，始终知道它战略的需求，包括对竞争对手的一种需求。而我们市场往往关注一头一尾来界定期间货币是什么走势，这是美元的一个异常市场的识别率不足；第二美元的老道，它一定是看透了市场再去驾驭这个市场，而我们市场缺少很多专业的方法，对整个市场的透彻力的观察，包括历史经验的观察是不够的，所以2018年最大的风险是对美元的判断。
谭雅玲：因为美国经济在整个发达国家算是一枝独秀，加上美国股市、减税、美联储加息的效应，美国的经济应该处在一个比较完美、比较优越、竞争力比较强的周期当中。所以从2014年看到2017年，市场有一个误区和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我们关注的是一头一尾，然后就去下结论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
谭雅玲：风险是“美元的异常”，因为如果从今年年初美元的指数92点开启，到年底，现在有的外资银行，比如说花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预测今年美元全年会贬值10%，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元已经被高估了10%、或者20%，其实这个指标是顺应美元的自我需求，但是从市场角度去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谭雅玲：关注是“人民币贬值”。我觉得从2017年走势来看，2018年人民币贬值是在所难免的，第一，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是存在的，第二你升值之后贬值对于规避风险和防范风险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中央还是把防范风险作为头等大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贬值可能对实体经济而言会比较好，对调结构而言，可以使大家不再去关注短期的价格，而关注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调结构脱虚向实特别重要的。
金碚：所以我讲环境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政策优先的秩序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不是追求单一优先的增长指标，我们把环境已经作为一个相当优先的指标的时候，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在环境方面努力，担心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在体制机制上，让企业有更大的活力，这是问题的关键。
金碚：如果企业是一个活力的状态，而且你环境的标准又是大家一致的，大家压力都一样。一定是有的企业日子好过，有的企业日子比较难，在有序合理之下，企业是可以应对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可以促使企业加大创新的努力。这个现实中很多，你只要说达不到这个环境标准，你就不能干，那企业一定要想方设法达到这个环境指标，不存在提高一个标准后，所有企业都不干了，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金碚：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你这个领域中间，环境标准越高，它创新的动力或者压力也越大，因为它只有创新才能够应对高标准的环境。所以我讲这个是双向的，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给不给企业有很大的活力。
金碚：环保跟实体经济的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提高环保的标准，或者是加强环保的这样一种管制，对实体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它有短期和长期的，一般的研究认为，在短期的时候，环境标准的提高会对企业形成压力，甚至是产生一些成本。但是长期来看，环境监管的提升实际上对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是有正作用的。（韩海丹摄）
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制造业升级，我们面临一个形势，我们一方面要求更加严格的环保形势，人力成本也是持续上升，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比较高成本状态下去追求创新活力，怎么去做到这一点？
金碚：我用了两个，第一，我们产业经济领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创新”，现在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创新是实体经济出路的必由之路。最大的挑战是“活力”，创新取决于有没有活力，但是各方面情况来看，是不是能够使得企业有更大的活力，确实是一个挑战，我写这两个概念。
主持人：经过各位专家的演讲以后，下面我们进入到讨论环节，各个专家手上有一个白板，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大家刚刚都围绕自己的领域做了一个演讲，下面的问题就是，大家认为，2018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第二是该领域最大的挑战，可以和刚刚自己讲的内容相关。
主持人：谢谢王博士给我们的分享，他从最近金融数据分析当前金融强监管和金融去杠杆的态势，并且根据当前市场状况为我们预测了2018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加息降准这样一个以前比较少见的组合，也是做了这样一个预测，非常感谢。
王青：我们认为2018年或许会出现一定降准的可能，它不是释放一种放松的信号，加息降准、量价分离可能会成为2018年货币政策的一个组合，谢谢大家。
王青：另外在严监管背景下，之前受益于通道转移的信托贷款也将面临约束，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目前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4个点的剪刀差，2018年会收窄，我们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会向M2增速靠拢。2018年美联储实施加息缩表，考虑到外部金融环境收比，2018年央行有可能小幅上调基准利率，不过当前我们货币成数已经达到了前两个月都是5.4%。
王青：随着金融去杠杆逐步扩大到实体去杠杆，我们说扩大到，而不是说转向，在保障企业信贷需求同时，前期明显偏高的居民信贷增速是逐步回落，12月已经回落到了10几个点的增速了，去年增速高达60%多。
王青：最后汇报的是2018年M2可能将维持一个低增长的状态，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会下来，货币政策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加息和降准的组合。2018年在淡化经济增速，强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在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一个攻坚战的重点情况下，金融去杠杆和房地产调控的态势恐怕会延续。从最近资管新规到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都说明了，2018年M2个位数增长恐怕会成为常态。
王青：我们看到2017年M2增速下行，主要原因就是在金融去杠杆资金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业的表外融资受到影响，其中最引起大家关注的指标金融机构股权和其他投资规模同比出现了1.5%的下降，2016年增速是64%，在此之前五年增速平均77%，这样贷款以外的货币创造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出现一个背离。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末M1增速也降到了11.8%，比上年末大幅走低了9.6%的百分点，2017年楼市热度降温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王青：第二部分，M2创了历史新低，M2和M1的剪刀差迅速收窄，比上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构成来看，我们12月份居民存款和财政存款没有出现什么大异常变化，主要的变化来自于非银存款净减少9000亿，同比下降了1万亿，成为当月M2下行的主要拖累，一方面由于季末资金紧张，银行开始像非银机构赎回金融产品，季末非银存款下降表现出了一定季节性的规律。另外一方面年底金融强监管持续加码，年末银行为满足监管指标考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业务。这样看，12月M2增速下降还是体现了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带来的影响。（韩海丹摄）
王青：另外，2017年股市受年初再融资新政的影响，新增股票融资规模整体下降30%，当然我们IPO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融资额都是提升的，贷融资下降的很快。2017年表外融资情况实际上内部发生了分化，严监管背景下券商资管规模收缩了，业务回流到信托，增速下滑的非常明显，信托贷款速度相应加快了，其中房地产信托逆势增长。
王青：2017年特别受关注的我们债券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了，80几个基点到100几个基点，年底债券存量比去年才增长了2.5%，增速比上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是我们2017年看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王青：股市融资同比变化不是很大，全年来看，到了2017年底涉融规模存量累计增长12%，增速比2016年下降0.8%的百分点，和我们年初的计划正好是相符的，从结构来看，表内人民币贷款增速比较快，存量增加了13.2%，占比68.2%，这个表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比较旺盛，但是也意味着有部分的表外的融资，以及债券的融资转向了表内，我们俗话说的非标转贷和债转贷的现象。
王青：12月企业少增贷款2700亿，同比少增2500亿，很可能和前期PPP严监管以及当月信贷供给端受限制有关，在其他融资方式中，大家普遍关心的都是表外融资，三项新增3567亿，环比多增1800多亿，符合季末冲量的规律，但是我们受到严格限制的背景下，少增了3600多亿。在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融资中，债券受到利率处在高位影响，当月仅仅增加了621亿，环比少增90亿，2016年12月债市调整的比较大，同比来看确实出现了一个小幅反弹，反弹了2600多亿。
王青：第一，我想汇报的是新增贷款几乎是减半，12月社会融资规模降幅超过了50%，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月表内人民币贷款增量大幅减少，12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减少将近一半。我们分析的主要原因就是年末银行的额度比较紧，监管压力也在增大，这样银行减少了信贷工具，也有可能将一部分信贷挪到了明年1月份，也就是2018年1月份，2017年12月份居民贷款是下降比较快的，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居民短期贷款在严控资金当中，这个月新增181亿元，但是居民长期贷款新增了3000多亿，占新增人民币贷款比重超过了一半，而我们的目标是新增居民长期贷款在总额中的比重是30%，反映了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状态。
王青：从央行最近公布的金融数据来看，12月各个主要的指标普遍有所走落，M2的增速创了历史新低，其实年末社会融资规模也出现了下降，大家可能普遍比较关心明年我们的金融环境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货币政策会往哪里走？
王青：尊敬的各位嘉宾，下午好，我接下来要汇报的主题解读年末的金融数据，来展望2018年金融环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韩海丹摄）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王总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化解金融风险和去杠杆。有请王总。
主持人：谢谢万首席，她给我们讲了一些消费领域的问题，其中提到了，我们现在在聊消费升级的时候，作为经济发展特别好动力的时候，但是万首席提醒我们要注意，其中所蕴含的收入差距，包括服务升级这几块的问题，也是非常感谢。
万喆：所以我认为结构性的调整实际上是一个稳中求进的过程，总体来说由于政策实际上是一个边际收紧的，而我们结构调整又在变换过程当中，我认为提出来L型是一种战略模糊的做法，告诉我们，我们就在L型的筑底过程当中，大家不要对GDP有百分之0.1%，或者负0.1%有一个焦急，我认为这不是重点了，明年的增长速度是一个稳中趋降的过程，不会形成断崖式下跌，韧性还是很好的，也不会出现这种单个风险点变成系统性风险的状况，我觉得整体是乐观的，谢谢。
万喆：第三，当然就是金融保险，包括理财服务，这个实际上也会成为将来的一个重点，总体而言，我认为今年是这样一个趋势，一个从政策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过程，包括我们挤水分，包括地方债，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建章立制更加有细则的这样一个过程，是继续推进，深入推进，而不是把它松懈掉了。
万喆：第二，我提到了文娱服务，文化娱乐，包括体育这样的一些服务，实际上十九大也提出来咱们有一个主要矛盾的转变，转变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就是文化娱乐，怎么能够提供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低俗不庸俗，又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服务，也是未来消费升级一个关键点，现在很多人也是在一个不断琢磨的过程当中。
万喆：第一医疗服务这个领域，从日本消费升级可以看到，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由于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趋势，大家都能接受了，包括中青年大家需要对自己的健康保健要求变得更高，老龄社会更加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重点。
万喆：第三，难点还在于我们整个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要向高质量发展，消费升级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服务质量。现在实体经济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也是实体经济，如果你有这个供给，能够形成一个市场均衡，而不完全是一个资本空转、金融空转，它也是实的，所以这种状况下，我们要摆正这个观念，而且要提高服务质量，过去咱们不太注重服务质量，未来要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这是我讲的三个难点。
万喆：第二个要注意的难点是，政策推动是一个好事，但是要注意它必须要有序，有节。譬如我们看到现金贷、小额贷、校园贷的乱象，从金融领域来看它是有源头和来源的。正是因为之前推动消费升级的政策下，出现了一些比较低效的状态，所以校园贷现金贷在这种提法下繁荣起来，反而造成了社会的隐患。实际上它的总额对于金融风险来说不足为虑，但是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觉得推动要有序，要有节。
万喆：首先第一个，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个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仅从消费上来看我们会发现，2016年初的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中位数增长首次低于人均收入增速，实际就是收入差距扩大。我们应该注意在消费升级的空间当中蕴含了一个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蕴含了一个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这将来会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宏观经济当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万喆：第三，目前的这个政策应该说整体上是非常支撑消费升级的，我们从十九大高速度转为高质量可以看到，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除了发展经济制造业以外，其实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于消费升级的政策支撑是非常清晰的，这是我讲为什么消费将来为什么是一个亮点。
万喆：所以整个的清理管控可以看到投资是要承压的，供给侧要去产能，这边增长动力有所减弱，一定会从消费这端增强它经济的拉动作用，刚才各位老师也谈了，目前来看它可能还有一定的阻力，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万喆：我们认为投资的结构性无非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一个方面，从投资内部来看，固定投资总体还在增长，而民间投资在下降，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剪刀差，从结构来看是不优化的，所以从这点上它往后要进行调整。另外一方面从投资外来看，肯定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过去的这种比如说房地产、基建的领域，现在无论说我们现在是GDP挤水分啊，或者是对于地方债的重新梳理，实际上都使它们要摆脱来自政府的行政刺激，要重回本质。比如说房地产还面临一个挤泡沫的风险。
万喆：第二，中国目前进行结构性改革是非常需要消费升级的，十九大谈到要追求高质量，这样一个大方针下，我们就发现旧动能是肯定要减弱的，短期经济的增速绝对是会重压的。过去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的主要是投资端，投资端目前肯定是会面临一个较大的压力。我们这次的数据也可以看到，其实上个月投资增速创新低以后，这次跟它持平了。（韩海丹摄）
万喆：第一，首先我觉得就是要说，为什么说这个消费是亮点，它这个亮点首先在于，咱们国家的人均GDP，现在的人均GDP是8000块，相当于美国30年代，或者日本60年代的时候，世行有一个调查，这个实际GDP和实际支出的比例呈现一个U型的比例，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U型底部的，但是2010年开始发现增速有一个向上的趋势，如果整体来说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消费升级确实它拐点已经差不多来到了，所以就可以支撑未来这样一个消费升级整体的态势。
万喆：因此如果从整体看今年的话，就会知道，去年重点是在结构，而其中消费是一个亮点，这可能也会作为今年或者未来我们结构调整的一个亮点，为什么这么说，从今天数据上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服务业保持了较快发展，另外消费价格在提升，整个消费升级也在不断地促进，这说明实际上我们目前消费升级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进程当中。
万喆：第三，我们如果不从国内看，而从整个国际环境看，就会发现2017年整体国际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包括从美国复苏到欧洲也进入了一个整体复苏的阶段，而且1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欧洲复苏，大家觉得难以置信，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复苏，但是后来发现欧洲复苏的态势比美国还要强，对于我们的出口也从刚才数据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环境。到了今年，我想在这一方面仍然保持一个较好态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包括政治，包括地缘冲突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地扩大，所以对经济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也未可知。
万喆：第二，2017年我们看到在市场上最受市场关注和最使市场震动的，就是监管加强，无论是金融监管，或者是整个市场，包括地方债等等，监管的加强包括我们看到在2017年头的时候就有一个关于房价，史上最严限购政策嘛，我们要知道这个政策还是如前所述，仍然是有一个滞后效应，尤其包括某一些政策，比如说房价在过去多次调控当中，因为它出现了不少的反复，使得市场的预期，它的博弈或者心里预期的时间是被扩大，或者说延后了，因此我认为2017年的时候我们所看到这个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显现，而2018年这些边际收缩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显现的更加清晰一些。
万喆：第一，去年整体的状况比较好和2016年政策是有关系的，此前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它的干预和刺激有比较强的关联性，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2017年来说，因为政策有滞后性，也有长尾和翘尾因素，所以这个滞后效应影响到了2017年，从两点上来看，从微观上看，包括有一些PPT的项目在2016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已经在筹措或者在签订当中，但是事实上对于项目的实施执行是在2017年初开始的。宏观上来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对整体经济形势的预期是前高后低，确实也是如此，也显现了2016年的刺激政策对于它长尾政策渐渐地消迷。
万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去年的数据比较好，它也有几个因素。
万喆：今天我们看了全年2017年的数据，2010年以来首次增速也是上升的，这个数字总体来说是比较可喜的，但是看到如果从整体上来讲它还是因为咱们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个初步阶段的成果，由于去年总体的经济增长很好，说明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是很强的。（韩海丹摄）
万喆：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我今天讲的主题结构性改革带来红利，重点在结构，消费是亮点。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要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万喆是我们的老朋友，她上次来国是论坛谈到一个观点，说GDP增长多一个小数点或少一个小数点并不是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新动能是结构性改革。那么，从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已经显现。请万首席谈谈她的看法。
主持人：谢谢张主任，张主任刚才从几个事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外贸情况。首先比较理性谈了一下今年数据很少，但是要看到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复苏一个大势，第二看到我们去年基数比较低的弊势，但是比较利好的因素我们从外贸趋势来讲，张主任也分析了，一方面我们量是有扩大基础的，比如说一带一路。第二质量的提升，特别印象深刻的讲到一般贸易它所彰显自主品牌的份额，除了产品质量，还有交易质量，我们通过自贸区的构建来提升贸易的交易这个环节，也有非常多的提升空间，非常感谢。
张建平：再讲讲“走出去”的投资，这个数据今年不太好看，是下降了接近30%，但是我在这儿也请大家不要悲观，从趋势上来讲，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理论上来讲我们是应该成为一个净对外投资国，我们在2015年左右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在经历了2016年的非理性的扩张这个周期以后，现在再回调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回归理性的做法。但是它会是一个下降的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从2018年，2019年到2020年的话，从趋势上来讲，我们的规模还会持续地放大，而且它会比引进来的规模要略高一些，谢谢。
张建平：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中国要通过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简政放权，对外资实施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释放负面清单来加大吸引利用外资的力度，因为外资现在在中国它最主要的是积聚在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果是低附加值的话在中国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了，它就转移到更加便宜的国家去了，从这个来讲2018年中国两单合一，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还有国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两单合一是一个重要任务。还有就是通过我们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还有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来推动我们外资不断地扩大。
张建平：因此外资在进入中国的过程当中，外资结构也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比如说来自于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它的占比在外资当中占多少，这个对我们提升管理水平、提升技术水平都是很关键的。
张建平：我简单地说一下投资的数据，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017年利用外资的数据是7.9%，接近8%这样一个增长，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中国其实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利用外资的潜力，外资对于中国稳定结构、改善服务和产品供给是很关键的一个力量。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形势是比较低迷的，全国以及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一个增长率下滑的态势。
张建平：今天，我觉得这个论点依然还不过时，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弱关联。举个例子，2016年人民币有一个贬值的过程，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其实仍然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今年大家会看，2017年12月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民币升值到6.4了，但是12月份的进口反倒是增长率很低了，给掉下来了，也就是说它这种关联性是弱关联。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短周期行业，它们对汇率的波动非常敏感，汇率波动对这些企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对于一些长周期的行业，汇率因素的影响就不是那么明显的。
张建平：最后关于贸易领域我也说一个进口的事，首先跟进口有关的就是汇率的事。中国汇率跟外贸高度关联，这是正确的，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很多人问我，中国这个汇率到底对外贸易什么影响，是不是影响非常大，我说过去我们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是通过历史的变量数据去模拟出来的，我们的结论汇率是一个次要因素，不是一个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拉动中国出口的。（韩海丹摄）
张建平：第三，是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还有中国要构筑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的网络，这个网络也在不断地扩大，由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推进，贸易成本有效降低，贸易效率大幅度提升，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大空间。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对中长期中国的外贸发展形势还是感到乐观。
张建平：第二，中国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是要靠一大批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跨国公司，最近这几年大家看到了，我们已经有一大批在IT、通信设备、汽车、机械、化工这些领域，那都成长为世界级的品牌了，在中国现在还有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目标，将来我们这个竞争力还有上升的空间，那也就意味着将来我们在全球市场份额还有很大的空间。
张建平：中国外贸还没有发挥出来的空间和余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贸易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国家数量庞大，有的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很多国家人均GDP就一两千美金，所以它们的市场潜力被挖掘出来的话，将来我们对外贸易的规模还要继续地去扩大。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潜力都非常大。
张建平：所以我们在2017年也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在达到了14%到15%这个中国自身高点后，今后怎么走？是达到峰值后就开始下降了呢，还是还没有到达一个高点，将来还有继续扩展的一个空间。我个人判断，可能将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没有发挥出来。
张建平：为什么我要强调一般贸易呢？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中国两大贸易形态了，一般贸易代表了我们的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我们是拥有自己品牌溢价和品牌高附加值的，现在已经有56%、57%的比重都是靠一般贸易。占了大头以后，它的竞争力增强了以后，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就会不断地去拓展。
张建平：第三，我也想强调，其实中国外贸2017年的好成绩也跟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以及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关联。中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经过最近这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6.8%，接近17%，速度要比全国总额的增长速度要高两个百分点。
张建平：我要表达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看今年2017年外贸数据增长，要考虑2016年的基数，经过2015年和2016年的下行之后，2017年的高增长有恢复性增长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线三年平均一下，其实你这个增长速度也没有那么高，大家要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因素。
张建平：第二，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014年，2015年的时候我就说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后，中国的外贸、中国的对外投资也会进入到新常态，包括我们利用外资。当中国货物贸易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的时候，蛋糕很大了，再增加难度就比较大了，然后速度也不可能再那么高速的增长，所以我当时就说，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有一个一位数的增长，这就是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看受到全球复苏的拖累和全球市场疲弱的拖累，2015年，2016年就是一个负的增长，然后2017年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张建平：比如说我们看有的资源能源国家，现在可能还徘徊在衰退的边缘，甚至还有一些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这样的情况也为2018年全球的外贸形势，能不能依然保持这样一个势头就埋下一个伏笔，也是打问号的。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中国外贸的向好是靠着全球市场的复苏拉动的，中国外贸才出现这样的新常态，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两位数的增长。
张建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分化依然没有消除，所以我看今年全球的经济形势，发达国家的分化现象基本上消除了，就是一致增长了，但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化依然是存在的。
张建平：所以，第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光看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韩国也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增长的可能比中国还要高点，日本、美国、欧洲也都增长的不错。
张建平：欧洲也能够实现百分之一点几，接近2%的增长，日本过去都是0增长，或者0.3，0.4也不错了，今年也都是接近1%了，这都是好成绩。所以大家知道发达国家为什么对全球市场非常关键，因为最终消费需求市场最主要的是分布在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稳定了，经济复苏了，会有带动性。
张建平：其实2017年不光是中国的外贸数据比较好，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就是全球外贸增速也上来了，特别是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发达国家他们的需求复苏的非常好。应该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发达国家经济形势通常是一个分化的走势：比如说美国曾经一枝独秀，欧洲徘徊在衰退的边缘，日本也萎靡不振。但是2017年大家会看到，发达国家都涨得不错，美国能接近3%的增长，让特朗普很兴奋，然后就喊出一个6%的增长目标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有点像痴人说梦，发达国家能增长3%、4%，那已经是超级好的成绩了，所以它增长6%这种现实性是有点问题的。
张建平：谭院长已经替我讲了很多，而且讲的很深入，但是我下面就从我的这个视角再进一步地去延展一下这个话题。（韩海丹摄）
主持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分享一下2017年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的形势。
主持人：谢谢谭院长的分享。谭院长说到了两点。第一，无论谈日常走势也好，还是人民币汇率也好，我们不要沉迷在概念当中，甚至概念都没有界定清楚。第二就是关于人民币的，我们都知道之前在经济战的时候，说我们研究世界上的贸易战，所以其实在这个领域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人民币要在合理的位置保持均衡稳定，保持均衡稳定的前提是判断一个合理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谭雅玲：2017年升值对2018年而言我们的经济最大一个风险，我们的实业，我们的企业利润要缩水，货币升值对实际经济的走势是滞后的。我们特别值得讨论的是趋势性的东西，我们是紧紧地被绑在美元的走势上，“2016年是因为美元涨了我们才跌的，2017年是因为美元跌了我们太涨的”，中国必须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走出自己的汇率特性和走出自己的汇率需求。我特别讲需求特别重要，不要说人家说你的汇率是多少，听企业的，大型国企是多少，中小企业是多少，比如大型企业6块8，中小企业7块6。因为美国人不希望我们贬值，美国人希望我们升值。我们的官方、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学者也要学会用数字跟美国人讲话。谢谢。
谭雅玲：第四，是人民币趋势性的观察。一是按规律走，有涨有跌，有上有下；二要讲的是上下搭配。
谭雅玲：第三个角度应该看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稳汇率，其实特别重要的是要稳信心。
谭雅玲：第二看市场，因为市场包括制度，市场包括份额。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看美元。无论从国际结算的角度、从贸易的角度、从国际货币功能的角度、从交易的角度都有配置。
谭雅玲：回到主办方给我的主题：人民币取向。我用了这个词，因为从取向的角度去看，第一，它最直接的东西应该是外贸。我们最基准的应该以外贸为准，或者以实体为主，这个才有说服力。
谭雅玲：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十年以前是发达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中国是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十年以后发达国家率先走进了经济复苏，甚至是可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依然在结构和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之间在徘徊、在调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短期化、一定要长期化，不能偏激化、一定是理性化。相比较我们这十年增长，我们更应该总结这十年的教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从原来预测的6.6%调到6.9%，非常可喜，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停滞。当前，危机意识和紧迫意识对中国经济应该特别重要。我观察了30多年美国经济，它基本上是以危机感和前瞻性来应对经济发展的，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谭雅玲：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十年以前是发达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中国是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十年以后发达国家率先走进了经济复苏，甚至是可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依然在结构和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之间在徘徊、在调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短期化、一定要长期化，不能偏激化、一定是理性化。相比较我们这十年增长，我们更应该总结这十年的教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从原来预测的6.6%调到6.9%，非常可喜，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停滞。当前，危机意识和紧迫意识对中国经济应该特别重要。我观察了30多年美国经济，它基本上是以危机感和前瞻性来应对经济发展的，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谭雅玲：第一个方面，谈到复杂环境，它的特性主要表现在这轮的经济复苏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增长也不是中国特殊的现象，而是全世界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讨论自己的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定要跟世界经济同步，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把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上一年的3.5%调到了3.6%，普遍的上调，包括美国、欧洲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是同步的，所以不要过度渲染中国经济的这种所谓成就，或者是增长步伐，反过来可能会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困境，或者比较纠结和尴尬的角度。（韩海丹摄）
谭雅玲：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在今天这个时刻参加这么一个2017年经济形势讨论.我可能更多是从汇率和金融市场角度谈一些自己的感觉，我想谈一下：国内外复杂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趋向的趋势。
接下来要演讲的是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谭院长在金融领域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同时她也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家。今天她要给我们解答的疑问是：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下，人民币怎么走。有请谭院长。
主持人：谢谢金所长的精彩演讲，我们在很多年前一直在讨论稳增长、调结构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视角，我们会不会因为稳增长而牺牲了调结构，但是金所长告诉我们，2017年的增长是因为我们正是坚决调了结构，才得了稳增长的结果。
金碚：所以我判断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态势是能够保持的。但是也有些经济学家分析说，从质的角度来考虑有一些风险因素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对投资数据的关注，民营企业投资的关注，是不是就是很乐观，还是存在潜在一定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归根到底，是我们怎么看这个增长的指标，所以总体来讲2017年，应该说中国经济还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卷，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未来仍然是复杂的，仍然有很多问题还要继续解决，而且有些问题是深层次的，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我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金碚：当然，如果要说到从量的变化到质的这种提升，从时序上来讲是不一样的，量的变化是比较短期的因素，是可以导致它短期的量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判断它说是中国经济体的质有了一定的改善，从而这个质的改善使得经济增长表现为回升，如果我们这么判断的话，质的变化应该说还不是我们说短期内就成了，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金碚：所以我们就想，现在当我们观察统计数据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本身的水平也在提高。应该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过去我们在单一优先指标上纠结，现在经济增长指标仍然重要，但它已经不是判断经济形势中一个单一优先指标了，它是更多指标中间一个综合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可以这么判断，2017年确确实实中国经济是稳中向好的，“好”主要不在于它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于它变化的趋势，确实向着提高质的方面在变化，趋势是合意的。
金碚：现在这个6.9%很显然不是。它是这几年来做的各种的政策努力的集中体现，第一，我们去产能、去库存取得了成效，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表现在效率的提升上。一些企业关闭了，或者压缩了产能，那另外一些企业供求关系上来讲效益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效益指标它反映的不仅是总体走势的稳中求进，而且这个变的趋势我们讲是比较满意的，符合我们期望的，就是要提升质量。
金碚：第二，我们可以看，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反映在数据上会怎么样，是不是实现了稳中求进？不仅是稳中求进，而且有进就有变，它的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它的变化的方向是令人满意呢、还是有问题呢？就跟我们当年经济下行了以后，如果我们有宏观经济强烈刺激的办法，来刺激这个经济体它也能够增长，也能够恢复，也能够回升，但是那个回升有可能导致结构上比较大的代价，是你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另外的一些因素，特别是结构的因素，才导致了总量指标好像是一个看好的趋势。
金碚：第一，从全球来看，经过近十年经济危机，已经出现艰难复苏的态势，全球的经济有复苏的明显迹象，尽管很艰难，但复苏已经反映在统计的数据上，比如反映在我们的进出口，然后又反过来又反映到我们的增长率。
金碚：也就是说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走势，从特别纠结于对量的关注已经转向对质的关注，我们要看这个数据反映了什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它反映了几个方面。
金碚：特别是对这个指标的关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讲到经济增长率指标的时候纠结于它的数，这个数是多少，哪怕是0.1%也得纠结，是6.1%，6.2%，6.3%都很纠结。现在尽管大家还是很关注这个指标，但是关注点已经转向质，就是说你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实际经济真实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一个单一的指标、逐渐回归到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各方面经济的表现。它反射到经济增长率这个比较简单的、大家比较理解的指标的时候，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入口。比如我们说经济增长，中国从多少年来经济的指标下行，在2017年开始往上。按照原来的单一指标，出现这种“往上”，就要开始讨论“是不是V字型、U字型”了，但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的经济体已经更复杂了，我们要关注的面、关注的点更多了。
金碚：今天来参加国是论坛，时间非常有限，我谈个最简单的问题，增长重不重要。你要问大家重不重要？长期以来增长的指数指标受到极大地关注，去年6.9%的增长率，大家觉得不错。但是我们再问一下增长是不是最重要的？增长这个数据是不是第一重要的，这个问题要回答就不太简单了。过去我们在经济不是很发达，或者我们用十九大的语言来说，过去我们主要矛盾集中在落后两个字上，现在新的主要矛盾和原来最大的区别我们不再落后，主要矛盾里面没有落后两个字，意思说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跟原来情况很不一样的情况下，增长率是不是还是第一重要，我们现在从政策的意向、或者叫政策优先顺序排列上面看，很显然我们现在觉得它很重要，但是未必是第一重要的。（韩海丹摄）
主持人：谢谢姚总。接下来要演讲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金所长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太一样，他有着更曲折和丰富的社会经历和阅历，也因此对应用经济学有着更深刻和独到的见解。下面，欢迎金所长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姚景源：所以我是主张，你会看到我们确实有存在问题，但是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地改善，而且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案正在日渐成熟。谢谢。
姚景源：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三个步骤解决，不想，不能，不敢，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整个统计数据来讲，统计数据它是一个标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事物的这样一个客观的，我们要把握它的规律性。什么叫统计呢？它要找出事物量与量之间的，由数量到质量变成的规律性，有人给我讲，说你们那个统计要抽样，你也没抽到我就下结论，你能准吗，我就给他讲，什么叫抽样知道吗？我们家里不都吃饺子吗？饺子煮了之后捞一个熟没熟，这就是抽样。
姚景源：所以回过头，我是讲过，因为有时候大家社会上的议论，说你看各个省加在一块比国家多2万多亿，多了两个百分点，因为这是两级统计。但回过头看，我们这个统计数据过去确实受到干扰，原因在于它不该承担的任务就是干部考核，于是就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据”。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在统计数据真实性这个问题上，和反腐败是一样的，统计数据要解决造假也得实现三方面：第一不想造假，第二不敢造假，第三不能造假。
姚景源：还有，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出现企业集团多元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陕北油田，它总部在西安，但是打出油在别的地方。还有跨省的，比如说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没在酒泉而是在内蒙，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内蒙说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这儿发的算不算我GDP啊。我再讲汽车，比如说一汽在长春，但是天津丰田是一汽的，无锡柴油机场是一汽的，回过头来都是一汽的子公司都算到一汽，所以这样国家统计局很早就采取了办法，在全国找2万多家企业，只对一级公司，二级三级我不管，这样我通过一级公司这样一个统计，来把握整个的情况，一级公司占了全国70%以上，剩下我再搞抽样。
姚景源：我们国家这个统计体系它是两个体系，国家统计局负责国家的，省一级统计局负责省的，我当过安徽省统计局的局长，这两家它的样本、方法、制度都有差异，所以这样它就产生了一个数据上的差别性，这种差异是正常的。你比如说国家有海关，我出美金，进美金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省和省之间没有海关，所以你这某一个省流到另一个省的商品，这些东西没有统计，现在你要算账都是采取一种估算的办法，这一估算就会有问题，不能精确。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关于最近的热点，大家注意到，一个是天津和内蒙开始对自己的GDP数据做出一定的调节表示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对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的疑问，我们也知道国土局是在推统一核算，以后各省的数据统一算，未来我们数据质量，在我们强调高质量的时候，我们数据质量怎么样能够提高呢？
姚景源：我是讲过，我们由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看得太小、太轻，一个大的问题首先摆在面前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我们都是干高速度，就是干速度轻车熟路有一套，铺摊子、干项目，搞投资，但是我们现在高质量确实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统计数据其实承担了一个本来它不该承担的事，就是干部考核，但是现在你能不能一下子取消，也不行啊，也得有一个考核，还是围绕高速度到高质量增长，我们能够使过去统计的体系，这些指标能够发生变化，也就是要由我们过去更多的，比如我们注重速度考核，我们转到注重质量，这个质量显然就是宽泛的，你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要讲效益，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要讲环境，你要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多的着力在民生改善上，所以现在统计局正在积极努力按照中央的部署，能够使我们整个统计指标它的这种改善完善，能够更加适应这种根本性转变。
主持人：因为今天统计局发布会调到下午了，他还要去直播解读数据，所以我们把后面讨论环节的部分提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网友注意到，我们在这次经济数据出来之前，有几个生态特别明显，第一我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的时候把生态也作为攻坚战之一，第二统计局出来了一个预测发展指数，对于各个省生态发展做了评估，这种新的指数会不会未来成为新的风向标，对于各位官员的行为特征带来一定改变呢？（韩海丹摄）
姚景源：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一系列的我们看重要的根本性转折，这些个指标我们可以把去年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就是“稳”的基础得到根本巩固，“进”的成就在进一步地显著，回过头来去年一年，我为什么讲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它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增长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所以这样的线年开始围绕这种高速度到高质量的增长，中国经济应当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年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个目标，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抓住机遇，能够使整个我们在根本性转变过程当中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效，我就讲这么多。
姚景源：还有一个看经济当中的PPI，过去大家目光更多盯在CPI，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去年经济PPI在增长，PPI翻译过来叫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我们连续五年都是负的，去年是正6.3%，在连续五年是负的情况去年是正的，6.3%，PPI这个指标在经济上叫做先行指标。过去PPI这个指标它是比较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比如我们讲钢铁，三年前卖一吨钢的利润还不如卖一瓶矿泉水，三年前我们一吨煤的价格是400块，我们国家一年煤炭总产量35到37亿吨，但是现在大家就清楚，去年夏天我到常山去调研，一吨出钢的利润1000块，我们去年日产出钢200万吨。煤炭也是这样，原来干煤炭的各个愁眉苦脸，现在是喜笑颜开，什么原因呢？它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去产能，大家去产能，去产能它从根本上讲就是改善了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所以看PPI可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
姚景源：第三，我们看就业，就业应当讲连续五年每年新增就业都是在1300万以上，去年不但在数量上达到历史最好，更重要的是调查失业率降到这五年来最低点，这应当说是很难得的，因为中国人口总量比较大，基数大，所以就业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去年（取得成绩）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大学毕业生700多万、留学生40万，在这种状态下就业取得了良好成绩，而就业是民生之本。
姚景源：什么原因呢，特别是去年和前年我在基层调研，浙江、广东、江苏这些出口大省他们是把下行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在加快腾龙换鸟，机器换人方面非常地突出。我们把下行压力转变为结构调整、优化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应当说是卓有成效的。当然进口增长说明我们国内需求在回升，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姚景源：第二，我们前些年很重要的下行压力体现在进出口贸易领域，我们2016年中国进出口是负0.9%（同比下降0.9%），2015年是负7（同比下降7%），进出口负增长给我们整个经济带来诸多困难和压力，2017年进出口由负转正，而且增长是14.2%，到了两位数增长，连续两年由负数到了两位数增长，这个是不容易的。
姚景源：现在我们可以讲，我们中国经济从2011年以来下行趋势得到了根本性转折，我们L型走势从一竖开始横过来了，我觉得深层次讲是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是基础，稳是前提，你只有把它稳住才有进，才有好，所以应当讲去年一年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6.9%，高低不在这个意义，重要的是为稳中求进，为我们下一步高速度到高质量奠定了基础。
姚景源：十分钟很短，我觉得去年一年是我们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转折性成就的一年，重大转折性成就是这一年的第一个标志，刚才周锐讲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今年是6.9%，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分析。第一，五年来我们经济持续下行，首次出现回升，上一年是6.7%，第一次在经济持续下行这种状态下首次出现回升，过去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是，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下行这个趋势，大家都希望知道这个下行趋势到什么时候为止，假如说中国经济走势是英文字母L型，大家都问L型一竖竖到什么时候能够横过来，稳增长是我们前几年的重要任务之一。（韩海丹摄）
主持人：下面进入嘉宾演讲环节，由于时间限制，每位嘉宾发言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姚总上次参加国是论坛是7月份，解读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您当时说，中国宏观经济四大指标表现良好，半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经济有什么新的变化？有请姚总为我们演讲。
主持人：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莅临。本次论坛还受到各主流媒体的关注，现场有来自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澎湃新闻、环球网、新浪财经、搜狐财经等，以及中新7大传媒平台的记者同仁们，在此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各位专家，从经济、贸易、金融、新兴市场等多个角度共同探讨2017年的中国经济。下面请允许我按照发言顺序，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国是论坛的嘉宾：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
主持人：在国际大环境的衬托下，这一数字可谓是非常抢眼。但是，它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吗？或者说，在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GDP增速还是不是一个好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如果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评价指标会不会发生变化？工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消费、贸易、新兴动能等，谁会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在澜湄合作时就提前预告说，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6.9%左右，我刚拿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预计。6.9%是什么概念呢？过去11个季度中国GDP的增长率保持在6.7%到6.9%之间。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稳定性。
主持人：今天的论坛非常特殊，我们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公布同步在进行，数据是最新的，解读也是最及时的。当然，这也非常考验各位嘉宾对整个2017年中国经济的判断。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次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我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周锐，在这里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和致敬！
2018中国经济增速是借势反弹还是继续企稳？中国楼市是真“理性”还是“被冷静”？“共享+”经济哪些是真风口哪些是伪需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于18日的会议上揭晓。欢迎收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踊跃留言。
《国是论坛——2017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于2018年1月18日下午3：00准时开始，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