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和阮籍的故事（是文人的狂欢，还是时代的悲凉）

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郡尉氏县人。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操关系密切。他本人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名士的代表。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阮籍集》，岳麓书社出版

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目睹了政治风云的险恶无常；同时，他又身处权力斗争的漩涡地带，不得不在曹氏和司马氏两大势力的彼此倾轧、消长中小心翼翼地寻找一条生路。
 

一方面，由于他父亲与曹操的交情，无论从道义还是良心上讲，都注定了他和曹魏集团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义，这一层关系是内在的，是不便直说却人人皆知的；另一方面，他的身份和在士林中的影响，又使得他成为司马氏重点网罗的对象。

阮籍的一生就是在这两者的牵扯、纠缠和对抗中艰难度过的（当然，他内心的郁闷、痛苦更为深重）。因此，也逐步形成了他矛盾而复杂的个性特征。这些在他的诗文（尤其是五言咏怀诗）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文学已成为当时文人自觉抒写性情的形式。在阮籍的诗文中，最具个性色彩的是他的五言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

前者深刻反映了真正觉醒的主体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摩擦、碰撞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沉重感，这一沉重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贯穿于八十二首咏怀诗的全部，也贯穿了诗人的一生，让人感受到诗人那颗易感的心灵曾经怎样努力地在希望与绝望间做着挣扎和搏斗。所有这一切，阮籍都把它浓缩在诗里了。

后者的风格则迥然不同。它以充分的自信，从傲视万物的高度尽情描摹、刻画了个人理想（同时也是时代理想）的极致，文中渗透着一种超越时空的自豪感，整篇文章的格调明快、爽朗，如风行水上。

不过，在阮籍的文集中，也有歌功颂德、委婉曲折的应酬之作，比如《为郑冲劝晋王笺》《辞蒋太尉辟命奏记》等。据《晋书》本传记载，《为郑冲劝晋王笺》是他在醉酒之后被叫醒而临时草就的，可是文章思路严谨周密，丝毫看不出醉后失态的痕迹。显然，阮籍是异常清醒的，“醉”不过是一种搪塞的借口，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而已。对他本人而言，醉与醒并无本质的差别，醉的时候不见得比醒着更麻木、更糊涂，清醒时也未必就比醉中更痛苦。只是在面对旁人时，醉比醒要少一些心理负重罢了。

也许有人会说：阮籍不是以大人先生自诩吗，像他这么通达洒脱的人，应该知道文章不过是游戏之笔，完全没必要当真。诚然，“大人先生”乃是阮籍理想人格的象征，它形象地反映了飘逸、空灵、不食人间烟火的“魏晋风度”。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不堪隐忍的重压和屈辱，以及重压下沉默的固执与倔强，正是这些使得飘飘欲仙的魏晋风度重返人间，进而落实为一个个真实的血肉之躯。认真和执着往往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一曲《广陵散》把一颗孤傲高洁的灵魂托升到天堂，只是因为他（嵇康）比阮籍更耿直、更执拗。

其实，阮籍还有着比诗文更为卓越的表达方式——行为譬喻，这使得他成为同时代士人当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丰富饱满的一位。《晋书》本传上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把无路可走的孤独绝望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和具有震撼力，这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阮籍是何其地认真，甚至到了认死理的地步。

《晋书》还说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碰到情投意合的知己，方才现出青眼。这正是阮籍的智慧——在适度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爱憎，却不致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正像他的文集中既有出自本性的诗篇，也有用于应付的无聊之作一样，他的矛盾性同样表现在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当中——他一面以方外之士自居，母丧时不戒酒荤，一面“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他不乐仕宦，却又迫于压力接受了蒋济的征召，甚至故作姿态向司马昭表示愿意出任东平相；他“口不臧否人物”，却以“青白眼”区别待人，乃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后代的士人之所以能从阮籍身上获得无数的启发、感悟与共鸣，根本原因恐怕即在于此：他的矛盾性——软弱与刚强，率真与多疑，放荡不羁与小心谨慎，彼此交错在一起。对于这一点，阮嗣宗本人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阮浑：“仲容（阮籍的侄子）已豫吾流，汝不得复尔。”《晋书·阮籍传》称阮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一般人，包括阮浑，都只看到了阮籍作为名士的表面，却不知背后的不得已和危险，对于个中滋味阮籍有着切身体会，他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他的覆辙。倘使嗣宗在天有灵的话，不知他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阮籍的著述，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些赋、论。

他的赋，诸如《清思赋》《首阳山赋》《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鸠赋》，有的想象瑰丽、气势博大，有的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充分显示出作者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质朴、自然、清朗，没有后世那种雕琢、堆砌的通病。

嗣宗的论，可以说都是些理论性色彩很强的哲学专论。《乐论》是他较早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曾经怀有多么热切而中肯的济世之志——通过音乐达到天下大化，这正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至于《通易论》《达庄论》和《通老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哲学的本体论，力图从形而上的高度来面对与洞察世事人生。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阮籍重要的性格特征——一方面，他追求如大人先生一般的清虚、空灵和高蹈；另一方面，对于脚下的土地以及身边的现实，他一刻也不能释怀。故而前人说：“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实际上，这句话不仅适用于阮籍的诗，对于他所有的作品都具有同样普遍的意义。
 

现在，把阮籍的诗文汇集起来，加以注释、翻译，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杰出的天才和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向这位古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疏舛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