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历史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其为“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实不过誉。
关于《国语》的作者，过去一般认为是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到左丘明撰作《左氏春秋》，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这种说法自宋代以后就不断被人怀疑和否定，《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仅仅记载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每一个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各异，不像出自一个人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的史官记下来以后，后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国语》的最后成书，应该是由战国时期的学者完成的。
《国语》全书七万余字，共二十一篇，内分《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周语》二篇，所记史实，上起公元前九百六十七年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三晋分家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多年历史，它所记载西周史事较少，主要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史实，是我们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典籍。
《国语》最明显的特点，是以记言为主，它往往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辞议论来反映历史事件，这与《左转》以记事为主的特点大相异趣，譬如“邵公谏厉王弭谤”一节，记周厉王凶残暴虐，一意孤行，拒不纳谏，“里革论君之过”一节，主张君主应关心民事，怜悯百姓，“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一节，谈统治者聚敛财报和名马必然遭至败亡，“勾践灭吴”一节，反映越王勾践用文种、范蠡之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打败吴国的经过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谈话的方式表达出来，说理充分，人物性格鲜明，只是《国语》偏重于记言，取材零散，缺漏甚多，远不如《左转》那样完整、系统、可靠，但二者言事相参，可以互证，有无相备，可以互补，后人把《左转》和《国语》看作姐妹篇著作，称《左转》为《春秋内转》，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并非没有道理。
《国语》首创国别体这种体例，在历史编撰上是有其突出贡献的，这种以国为记事单位，以时间先后排列材料的体例，对后世史书的编撰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战国策》便是分国编排的，《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虽然是纪传体，却分明是分国编写的，《史记》的《世家》、《晋书》的《载记》，明显地受到国别史这种体例的启发，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六家二体”之说，把《国语》称为“《国语》家”，与《尚书》、《左转》、《史记》、《汉书》并列为六家，足见其重视程度。
《国语》所反映的进步思想虽不如《左转》鲜明，但精彩之处也不少，如祭公谏穆王伐犬戎说“先王耀德不观兵”，邵公谏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兴衰治乱之理，从文学成就说，《国语》虽然不具备《左转》平实严谨，言简意赅，逶曲叙事的突出特点，也没有《战国策》那种纵横捭阖，妙趣横生，设喻言理的高明技巧，在刻画人物上更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但它仍不失生动风趣的篇章词句，无愧于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