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岁进入联大读书（大学分校时期），到毕业留校教书，直至今年60岁告别工作岗位……人生最美好的青壮年时光都是在联大度过的。联大是我孜孜研读并获取知识的母校，联大亦是我认识世事并贡献社会的舞台；学之取之，得之用之，在我眼里，联大就像我的衣食父母。结合自己就读“大学分校”的经历写上几点认识，作为献给联大40年校庆的礼物。

一、建立分校：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效”的案例

北京联合大学的前身，是1978年底北京市依托部分在京大学所创建的36所大学分校。回忆分校时光，虽40年前往事，却一切都在眼前。

1978年7月，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文科5门课程总分数考了228分，而录取分数线则是文科340分，理工科350分。到9月，分数在录取线以上的考生正式开学上课，我们“落榜”的，则各自重新筹划自己未来的人生：有的准备来年再考；有的准备参加工作，像年龄比较大的老三届毕业生，很多人就决计不再选择高考之路；也有的计划边找工作边准备考试，我属于最后这一类……

从1978年11月发出大学分校降分至300分录取的招生通知算起，短短3月内，市委市政府倾其全力，责成市教育口、科技口等若干部门和单位，腾出了大量的房屋作为大学分校的办学用地，分布于北京城区内的36所大学分校迅速建成。我所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就是由崇文区教育局所属的第117中学腾出来的。1979年2月3日，36所大学分校的1.6万学子齐聚首都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那个空前绝后的宏大的场面，我永生难忘。

前后3个月时间，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决策并迅速实施，要是这放在当今，仅仅征地一项便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创造教学的硬件条件外，市委组织部门和相关大学总校还迅速为各分校配备了精干的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各大学总校（当时也有叫“本校”、“总部”、“老校”的）则向分校派出教学管理干部和兼课教师。比如，我所在的人大一分校，市委配备了孙乃东、人大派来了哲学系副主任李德良等组成校务委员会。记得北大一分校数学系主任，是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先生兼任。

多年后，阅读联大校史及相关的资料，才知道创建分校是当时以林乎加为书记的北京市委以及市政府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在1978年10月14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林乎加书记讲话：“赞成300分以上的15000人要解决，300分以下，单科成绩优异的也可以考虑。扩大招生，实行大学办分校，挂大学分校牌子。本校和分校，要统一学制，课程和教材要同样标准，要达到本校水平，质量不能降低”。算是一锤定音！

现在看来，举办大学分校，堪称新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举，才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给以全力支持，批示说建立大学分校的方式“可以试试”。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的决定？当年的决策者们最直接、最急迫的考虑便是尽可能延揽住因“文革”停止高考而积累了11年的知识青年们，为他们上大学深造创造机会，也是尽可能弥补历史的损失，少留些遗憾。为什么能够如此短的的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集中物力人力资源建成36所大学分校？我认为，这也得益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情的优势。

二、经历多样、年龄差极大的生源

正因为11年中断高考，所以，77级和78级考入大学的学生，一般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经历，考学前当工人、当农民（插过队或正在插队）、当干部、当兵的“老三届”是学生的主体，应届考生占比并不大。我的班上同学上学前的身份，有装卸工、建筑工、翻砂工、有售货员、有中学老师、有军队干部、有农村知青（原外经贸大党委书记王玲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上学前是海淀区知青模范）、……

分校同学们的年龄差异很大，我们人大一分校党史班同学中年龄最大孙起成（后来也成为我们联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1947年出生，他66年本该高考，但因高考停止，便到农村插队，又回城当工人。最小的1960年出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两人年龄差达到了13岁。我们班49人中，报到时就已经结婚成家的3人，其中的老大姐杨兰兰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她是先送女儿去学校，然后才来报到的。40后、50后、60后同窗共读，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景象。

正是因为如此特殊和多样的生源，国家有关部门规定77级、78级学生入学前工作5年以上的，带薪上学。不够带薪规定的，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我当时的助学金（根据家庭收入和人口多少）是13.5元。

三、京城走读的“恶补”群体

因为几乎都是北京生源，学生户籍在京且有居所，1978年招收的第一批分校学生全部采取走读方式。我家住在城南宣武门附近，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到龙潭湖附近的学校，往返20多公里。当时我找在工厂工作的中学同学给我做了一个专门的铁架子，卡在车把上，夹上英文单词表，边骑车边背，这一骑就是4年整，从未拉过一节课。我说的“自行车上的阅读”，并非个例，别的同学也一样，是共性。老师们也是“走教”，人大老师大多住在海淀区，他们大多数是从总校校车来我们这里上课，记得也有几位老师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来给我们分校上课。

除了走读的路途之劳外，分校整体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仅没有住宿条件，就是上课的教室也是比较紧张和拥挤的。记得人大一分校第一年没有学校自己的食堂，我们都是在学校边上的小饭馆里解决午餐问题。

当时分校学生最在乎和最关心的，不是物质条件怎么样，而是教学安排上分校学生与总校学生有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总校注意到这一点，生怕出现怠慢分校学生的情况，在本校开什么课的教师，也安排到分校开什么课。比如，我们人大一分校党史专业与总校党史专业学生没有任何课程安排、教师安排上的差异，像胡华（系主任）、何新、何东（系副主任）等著名教授，都来分校给我们上课。人大党史系资料室向分校学生开放，人大总校有什么活动，我们分校学生基本都去参加。不仅我们人大，北大像王力、周一良、侯仁之、丁石孙等知名教授都在北大分校上课。外国语大学著名的张道真教授一直在北外分校授课并兼任管理工作……

当时学生中流行两句口号，一句是“找回被耽误了的青春”；另一句叫做“为中华崛起而学习”。拼命读书、恶补知识是我们当时的常态。尤其是我们78级分校的学生，更是觉得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在简陋、狭小的教学环境中，在自行车和公交车上，勤勉攻读，克服困难，倍加努力，最终完成了4年的学业。正是从78级大学分校里，走出了众多的翘楚才俊，成为日后国家和北京市各个行业中的骨干和领军人物。

分校学生这种学习场景，印证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句话：“大学也，非高楼大厦也，大师也”。1985年，在若干大学分校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联合大学。据我所知，校名是我们首任联大校长谭元坤先生起的；而他之所以起名联大，初衷就是继承和承袭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的精神。今年恰逢西南联联合大学成立80周年、北京联合大学成立40周年纪念，回忆联大前身——大学分校时期的经历，寻找北京联合大学与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渊源关系，对我们今后办好联合大学定有裨益。

附：张利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党史班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缩写的文章

《毕业三十载 杂忆党史班》

文革劫去，复行高考。得乎加书记倡导、邓公鼎力，吾等有幸入京城大学分校就读。犹久旱枯木逢甘霖喜雨，凭自身之力以百中取七之小比例竞入人大一分校本科七八级党史班修中共党史专业，校址崇文区夕照寺。吾等五十学子得结同窗之缘，当谢上峰英明及时代改革开放。

十年停考，数届积存，吾等同窗非常态同窗，史所罕见。彼时年至而立者如孙起成、丁冶矿、张璞等，年方十八者如王连弟、康雪、安瑞清等，更有杨兰兰送罢女儿入学便匆忙到校报到之故事。四零后六零后同堂共桌，聆听师训，乃教育奇观，堪称传奇。

同窗除少数中学直升者，学前身份大多工农商学兵。有为官者更有普通劳动者。尝闻赵冰言其扛大个儿之装卸工经历，亦知王玲插队种田而成知青翘楚之荣耀，更羡胡皖军中营座之地位……英雄不问来处，平等研习知识，年龄大小、经历繁简、职位高低无阻吾等同窗狂补知识之渴望、探究学问之追求。张璞不厌记：课上记笔记，下课借笔记，执着虔诚之写照也。康雪长于英文且任英语课代表，该项低弱同窗常围听其辅导，少则一二、多则半班。吴明学底厚实，犹善政经，大二便有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于核心杂志人大学报，同窗堂上讨论面红耳赤，皆有自命不凡欲当天下之豪气……本科四载，吾等同窗习中国史、世界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与思想，读党的文献与资料，撰写专业论文，得受系统学术训化和思维锤炼。知识武装、学养积累，铸就未来发展底基。

囿于走读，吾等同窗大多无宿舍日常生活之经历，然家在京城之便利则提供同窗互进家门、深度交流之机会，恰补无同舍共处之缺憾。好客者之家更是课后聚谈场所，如薛杰外交部街家中，几被同窗视作沙龙。湘赣之社会考察，历时一月，为同窗共处之最长时日，上井冈、下赣州、进南昌、走长沙，一路欢畅，每每忆及，情有所动，百感交集。

日久生情，有爱难阻，同窗鸳鸯共水者亦成数对。得文凭兼获爱情，为人所羡。

忆及师者，胡华主任虽仅授课一堂，印象深矣。哲学从师金羽，其江浙口音之“石头”不是“舌头”之解引笑北籍同窗。中国近代思想史程虎啸先生学识了得，瘦小精干，手舞足蹈振振有词。中国古代史教师马辛尝随吾等同窗游京郊，留影像……班主任梁士瀛先生南国人，衣着朴实，如一温厚农人，住京城贡院。

四载学业尽，吾等离校各奔前程，至今整卅载。

卅载过后，同窗首次大聚，当年青丝换白发，相逢不识当年人。人间情债多，同学情亦当有还。惟愿今后常聚首，笑忆独特同窗人。

张利 2013年3月30日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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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思阳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