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职院汽车与交通学院汽车专业学生在进行课堂实训。摄影/本刊记者 胥大伟
深职院：高职中的清华北大
本刊记者/胥大伟
“今年扩招100万，学什么专业、学什么课程很重要，100万是战略性人才储备，可是培养完之后送外卖、送快递，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扩招对象？”
7月5日，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深职院）举办的一场以“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抛出的一连串追问，引发了与会者对中国职业教育未来转型方向的一场冷思考。
“大量通过标准化训练的人才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标准化的人才主要就是职业教育人才。”深职院党委书记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危机感源于人工智能时代将对传统职业教育形成直接冲击的预判。
陈秋明认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高职教育形成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中国高职教育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转型得早，谁转型得好，谁就能够引领职业教育的发展。
如何捕捉产业人才需求新趋势，适度超前制定学校发展战略，抢滩布局新专业，这所顶尖高职院校正在“答题”。
专业转型：紧跟产业“舞步”
成立于1993年的深职院，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第一名，被称为高职里的“清华北大”。
作为中国高职院校的“扛旗者”，早在2016年，深职院就提出想要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专业转型与课程转型的策略与路径。陈秋明认为，职业院校“转型”首要的是人才培养的创新，而人才培养的创新，首先是专业的转型。
人工智能成为深职院新一轮转型的战略方向，深职院的转型思路是，针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所产生的新兴产业设置相应的新专业的同时，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升级。
今年4月，深职院成立人工智能学院，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虚拟现实等行业开设多个专业。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设专业就是为了应对未来新兴产业的需要，所以要提前谋划布局。
2018年，深职院对17个专业方向进行了新设或调整。例如早在2016年，深职院就开始筹划设置VR（即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2017年顺利开设该方向并招生。 2018年9月，教育部正式宣布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中增设VR专业，深职院将VR方向升级为VR专业，成为全国首批高职VR专业。
如果说，人工智能学院的设立是一场针对产业变革的“自我革命”，那么推动针对传统专业的转型则被视为该校面对产业发展新业态之下的一种“顺势而为”。深职院与平安科技合作成立金融科技学院，旨在推动传统金融专业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与阿里巴巴成立数字贸易学院，则是为了推动传统的商务外语及国际贸易专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陈秋明看来，传统的职业教育是大工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产物，而当智能化时代来临时，原有的培养模式遭遇瓶颈后，高职院校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陈秋明认为，高职教育一定要提高人才培养的精准度，直接针对产业的需要，来设置课程。
然而新专业的设置，犹如探索一段未知的航程，充满挑战。
“人工智能绝对是一个大的挑战，做不好它会变成一个噱头而不是专业。”深职院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杨金锋坦言，人工智能是多学科交叉的专业，三年制的专科学制和四年制的本科学制，虽只差了一年时间，但还是差了不少内容，这意味着两者在课程体系及难度上是有区别的。深职院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学思路是“浅理论、强应用、重技能、抓实战”，课程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
基于长期的职教经验，使得深职院对职校学生的学习秉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即职校学生的思维模式是具象的形象思维，喜欢动手胜过理论。
杨金锋认为，相比于本科教育重理论、重基础，高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一定是“倒序”的做法。以人工智能学院为例，院方在课程设置上，体验式教学先于理论教学，“你先学会怎么玩它，学会玩了我再教你它的原理是什么。”杨金锋说。基于高职院校教学实际的“倒序”培养模式，“浅理论而重应用”，通过实训来固化知识，知识的固化则有助于技能的培养。
而教材的开发成为新专业建设的另一个抓手。杨金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教材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前提是先要思考怎么去架构课程体系，然后在课程体系下我如何开发建设教材。”杨金锋认为，课程体系设置是专业的“骨架”，教材则是“血肉”，而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使得专业个性化培养成为可能。
在人工智能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每一门课程就好比一块积木，学习不同课程的过程类似“搭积木”，学生通过分层教学，进行进阶式学习，通过不同课程的组合，再辅之以相应的课程考核机制，明晰自己专业的优势领域和发展方向，而这些都直接和就业挂钩。
以人工智能学院为例，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在人工智能产业链里从事技术服务和运维而不是产品的研发，所设专业对应到人工智能产业相应产业链的基础层。
深职院党委书记陈秋明认为，高职院校如果像普通教育一样，针对全链条进行人才培养，其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职业教育应该要瞄准链条当中某一个环节，进行人才培养，然后形成自身的特色专业。
深职院的另一项经验是让一流行业企业参与专业课程的设置。陈秋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职院课程设置绝不是自己闭门造车，而是要跟一流企业一起来商量。深职院与平安合作成立的金融科技学院，新增了九门新课程。与阿里巴巴成立的数字贸易学院，在原来的课程基础上，增加了六门课程。“都是直接针对企业的需要，来设置课程。”陈秋明说。
深职院的领导层有一种共识，就是一定要和一流的行业企业进行合作，“因为最先进的技术都在他们那里。”陈秋明说。
认证体系：引入企业标准
今年是华为第三年在深职院开展校园招聘，之前双方已经开展了13年的校企合作。
2006年，深职院与华为开始尝试合作培养。深职院副校长马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选择跟华为合作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面对IT与CT产业的融合趋势，该校以电子类的课程为主的通信专业面临专业转型的需要。二是为了解决学生职业资格证书市场认可度不高的问题。马晓明回忆，当时学生主要考的是程控交换机调试和无线电终端这两类证书，所涉技术早已过时，深职院希望能把企业证书引入学校。
2006年，深职院通信技术专业申报了一项重点项目，着力点在于通过与华为的合作，加强通信专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这成为深职院与华为合作的开端。
深职院与华为公司相关部门组成共建专业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教学团队。在合作中，深职院发现，华为公司的岗位群是以其工程师认证为核心展开的，所有华为工程师在这套体系中认定技术等级并通过考核获得晋升。华为有着自己的工程师认证体系，深职院想要实现学生就业的无缝对接就必须按照华为工程师认证标准来培养学生和开发相关课程。
深职院开始探索建立与华为认证机制联动的ICT课程体系，然而问题随即而来。华为工程师认证针对的是信息通信行业的在岗工程师，培训对象大多是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一定工作经历。而深职院的学生大多是无专业基础的“小白”，华为的认证课程体系无法照搬。
马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间，深职院对相关课程做了大量的改造，将原来主要面向电子技术的课程体系改造成围绕华为认证的课程体系，并形成了“课证共生共长”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根据深职院在校生零起点的实际情况来优化课程，并建立分段、分类、分层的课证运行系统。深职院根据华为不同认证方向，确定不同的课程模式，双方共编共用教材。之后，华为还将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同时对深职院的ICT专任教师，进行技术培训，保证师资队伍在技术及产业方面的“新鲜性”。
马晓明认为，这套合作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原来面向工程师的培训体系，改造成面向职校生的一个学习方案，将企业的认证证书和学校的课程教学捆绑在一起，在此体系下，学生通过认证后自然成为企业即招即用的工程师。另一方面，长期的合作，让华为会及时反馈行业发展趋势，解决职校与行业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2004年以来，深职院有500多人通过华为HCNA（网络工程师）认证；100多人通过护卫HCNP（网络资深工程师）认证；56名在校生获得华为NCIE（互联网专家）认证，占全球通过NCIE认证总人数的1.2％，居各高校之首。
校企合作：学会用经济杠杆
总的来说，深职院的校企合作呈现“大小兼顾”的特点。
深职院选择与华为、阿里巴巴、平安等大企业合作建立了8家特色学院。深职院党委书记陈秋明认为，深职院从校企合作中获得的经验是通过与一流企业合作共建特色学院，校企共同制定专业标准、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师资团队、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针对深圳中小企业占比重，但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现实，深职院希望通过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研发等技术服务，打造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今年，深职院和比亚迪合作共建了“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并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将该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技术应用研发、创新孵化、标准研制、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学院。
深职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董铸荣认为，这是与以往不同的校企合作模式。根据相关协议，比亚迪会选派高层次人才担任学院首席科学家，负责规划学院资源配置。学院实行双院长制，由深职院指派人员担任学院行政院长，并出任校方联络人；由比亚迪指派高层担任业务院长，并出任企业方联络人。
董铸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汽车专业的培养定位，就是比亚迪汽车电子研发工程师。专业的课程设置方面，同样采用“倒序”的模式，围绕就业岗位来设计课程体系，重点关注比亚迪的产品与技术的应用，以课题合作的方式服务于企业的产品需求。
董铸荣认为，校企合作中不应增加企业的负担，学校、政府投入相应的办学经费是天经地义的，要学会用经济的杠杆来撬动合作企业的积极性。
在与比亚迪的合作中，校企双方均投入办学经费和资源，深职院汽车学院将部分实训课程搬到企业，学校购买设备，由企业提供场地、维护设备、负责学生食宿。直接在企业轮训其实是将实践培养环节前置，降低企业的人才培养成本，节约校企合作的运行成本，在企业轮训也能使得企业文化能与学生更好地相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也是要计算它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大于收益，企业积极性就不高了。高卫东建议通过政府补贴来降低企业的成本，职业院校也能帮助企业解决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认为，校企合作的成本分摊不能强制，即使立法“硬摊”也难奏效，只有主动、自愿，才能有可持续、高质量的校企合作。王寿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的趋利性决定其必须得到“好处”，才能主动与学校合作。这种好处或来自政府给的职教专项补贴，或者是税务部门为其减免（部分）税款，或者是学校为企业提供了后备人才或科研服务。要让企业既承担由实习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和残次品成本，却又无利可图地与学校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王寿斌看来，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职业院校必须依托本地企业办学，走产教融合的发展路子，最终服务本地企业，才能获得校企双赢发展。
深职院模式能否复制？
作为职业教育的“龙头”，深职院“名声在外，光环加身”，每年都会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高职院校前来考察取经。
深职院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业界的声音并不统一。有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职院的发展，深圳财政巨额投入的因素不可忽视。
据相关资料，2018年深圳市对深职院的财政预算拨款为13.47亿元；2017年财政预算拨款为11.865亿元，是同期北京市对另一所顶尖高职院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财政预算拨款的两倍多。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认为，顶尖职校办学成绩突出，既与其自身努力有关，更与区域产业经济环境为其提供隐形、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息息相关，这些资源包括与专业相匹配的产业链、能够为学校所用的兼职教师（工程师）、充裕的实习与就业岗位、紧贴市场和科技前沿的研发项目等等。
以深圳为例，这里拥有全国最先进的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政府每年亦逐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呈现出规模小、水平高的特点。
王寿斌认为，对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来说，深职院享受的高额财政补贴，只有羡慕的份，根本不能奢望。政府的高投入，容易助推学校办学形成良性循环。以深职院人才招引为例，该校专门设立高层次人才薪资专项经费，建立协议工资、年薪制、项目工资、特别补贴、一次性奖励等多种薪酬奖励分配体系，吸引高层次人才到校专兼任职。深职院组织人事处副处长粟卫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市财政每年拨付3000万，用于该校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费用。对于高层次人才，深职院往往采用柔性聘用的方式，“一事一议”。对于一些高层次的技能型的兼职老师，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拿到四倍的课酬。
充沛的经费保障，一定程度上促进高端人才的集聚。目前，该校已引进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霍夫曼研究团队在内的7个高层次创新团队，特聘讲座教授15名，引进全职人才17名，博士后24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认为，属地管理、属地办学的职业院校，政府所拨经费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深圳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先进，这些资源常常令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望尘莫及。
王寿斌认为城市与高职教育是互惠共生关系，城市发展滞后，财力不足，则难以支撑高职教育优质发展。而高职教育办得不好，又不受本地企业待见，招生“进口”与就业“出口”都会出现问题，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政府的高投入也容易滋长学校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导致学校逐渐丧失活力，失去“野生”能力。
王寿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判断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不应只看取得了多少成绩，而应该看这所学校的“办学绩效”，即在占用了多少资源的情况下取得了多少成绩。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内许多民办高职院校在不享受政府财政一分钱补贴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野生”能力，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为企业提供了后备，称得上“办学绩效”高的典型。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政府应当立法给予民办高职院校一定的拨款补偿。从科学评估的角度看，一所正常的高职院校，其办学经费来源应当是“财政+学费”、“研发收入”、“培训收入”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应由政府财政持续地对学校进行“无底洞”式的高投入。
多位学者认为，深职院这所顶尖高职院校的发展，建立在雄厚的政府财力支撑之上，建立在配套、先进的产业集群之中，建立在尖端人才“虹吸现象”之上。对于国内其他地方而言，很难复制也无需盲目复制。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办好高职院校并形成良性发展的秘密，在于控制规模、办出特色、办出质量。”王寿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