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秀美的太行山、奇峰怪石的湖南武陵山区、天高云淡的云南边陲，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遍历这些风景胜地，或许会引来很多人的“羡慕”。但对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的众多研究学者而言，这样一份工作背后更多的是“艰辛”与“努力”。
“我们去的都是贫困山区、深度贫困地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表示，扶贫研究院历来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脚步扶贫”，研究院学者们的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400多个贫困县。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荣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颁发的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是当年教育部系统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术机构。
五一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表彰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也是北京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院属研究机构。
2021年，山西吕梁，汪三贵在调研中了解当地菌菇产业发展情况。受访者供图
扶贫研究不能“只在北京查资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人大扶贫研究院的传统。我们所有人包括研究生在内，都要出去调研，基本上假期都在外面。做研究待在北京查资料是不行的，必须要走到农村去看。”汪三贵说，前几年没有新冠疫情的时候，一年有四五个月都在外面，即使这两年出行因疫情受到影响，每年也有两三个月在调研。
记者了解到，为了能有充足的时间去各地调研，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有时候两名教师同开一门课，以便错开时间段，让每个人都“攒够”调研时间。
汪三贵在湖南农村长大，对农村的环境并不陌生，但在调研中部分乡村的贫困程度仍让他感到惊讶，“脱贫攻坚战开始之前，2012年我们去四川凉山调研，发现有的村三分之二的孩子上不了学。很多孩子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有的冬天都没有鞋穿，吃饭只能蹲着，家里甚至没有多余的碗筷。”
调研的脚步遍布不同地区的贫困村，汪三贵也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原因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中国的贫困地区差异很大，但大部分都是地理条件偏远、以农业为主，但农业的生产条件不佳。西南地区缺耕地，西北地区缺水，青藏地区缺积温。”
2018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也是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
2018年，四川凉山，汪三贵在调研中向当地村民了解情况。受访者供图
这一年，汪三贵和团队又来到了凉山。“变化很大。，两三个孩子因为年纪小、道路实在太远没上学，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很多，土房子变成了新房。”汪三贵告诉记者，不只是四川凉山，此前调研过的云南怒江也有了惊人的改变，“1989年我去的时候，独龙族住的地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封在山里。2020年我再去，已经打通了高黎贡山的隧道，马路也通到了村里，并发展了特色产业。”
2019年，云南保山，汪三贵调研贫困户咖啡种植合作社。受访者供图
调研并非总是顺利的。村落偏远、道阻且长，言语不通、交流不畅……中国扶贫研究院的成员却从未退缩，带着翻译去调研、努力学习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时间长了，方言味儿的普通话也能听个差不离。但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咱们学不会，顶多学几句打招呼的话。”汪三贵笑着说道。
《易地扶贫搬迁报告》《易地扶贫搬迁跟踪调研报告》《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显著，建议建立后续帮扶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效果》……这些一手资料被一一记录下来，结合汪三贵和团队成员关于扶贫的思考，形成了一份份调查详实的报告，交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人的手中。
“每次国家有关扶贫方面的政策出台，能看到我们研究成果的影子，就很开心。”汪三贵说，作为一名扶贫研究学者，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帮到贫困地区的人们。
2020年，云南怒江，汪三贵调研时向当地村民了解情况。受访者供图
针对不同地区设计问卷，真正考察扶贫效果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什么样的贫困县能“摘帽”、有哪些衡量的标准？在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中，学术机构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也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汪三贵解释，像不愁吃要怎么评估、用哪些可以量化的表述，“作为专家，我们要设计好标准和调查问卷，然后才能做入户调查。”
“比如怎么判断‘不愁吃’，那要看能不能吃得饱。同时，还要看能不能吃得好，像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肉蛋奶、豆制品，这些食品平均多久吃一次？还有饮用水，水质感觉怎么样？去取水的话，往返有多少米、需要多少时间等，我们通过这些来判断贫困户‘吃’的问题解决得如何了。”汪三贵说，只有调查问卷设计得可行、有针对性，才能真正考察扶贫的效果。
人力取水的半径是否超过800米、取水往返时间是否超过20分钟、2018年家人是否有人住院、住院费用是多少……记者在一份2018年的贫困户调查问卷中看到，问题全面而细致。
记者了解到，关于贫困户脱贫的各种标准散落在不同部委的相关文件中，汪三贵和团队成员一起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将各行各业的不同标准综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落实在一份长达几页的调查问卷中。
“同样一个吃水的问题，在面对西南、西北、华北等不同地区的贫困户时，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汪三贵表示，西南地区主要是取水距离远、取水困难；华北地区喝的多是地下水，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质好不好、含氟量是不是超标；西北地区主要是窖水，“这些都需要综合考虑。”
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中国扶贫研究院承担2016-2020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任务，参与了河北、广西、江西、海南、四川、贵州六省23个县实地评估检查工作，累计动员师生超过1000人次，最终撰写并审核《河北省望都县退出评估检查报告》《河北省海兴县退出评估检查结果报告》《河北省南皮县退出评估检查结果报告》等数十篇评估报告，为贫困县退出提供参考。
2020年，海南，汪三贵（左二）调研当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受访者供图
此后，受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委托，2021年11月下旬，中国扶贫研究院作为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质量总控单位，督导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实地调查，并依据考核结果进行相应评价，审核各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报告；受国家乡村振兴局委托，2021年12月下旬参与2021年巩固脱贫成果国家后评估。
坚持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
从博士期间开始研究扶贫问题，到毕业后一直从事扶贫研究工作，30多年的学术生涯，汪三贵始终在围绕“扶贫”做研究，始终身体力行参与并见证着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
谈及中国扶贫研究院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汪三贵表示，“对我们来说，这个荣誉是对我们扶贫研究工作的肯定。我们是知识分子也是劳动群体，我们的劳动就是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工作为国家的脱贫攻坚事业做贡献。”
同时，汪三贵也表示，在自豪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有了更大的动力，“未来我们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道路还很长，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的研究工作。”
在2016年11月的中国扶贫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汪三贵曾表示，研究院的中期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为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提供决策支持；长期目标是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流学术和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为世界反贫困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而今五年多的时光匆匆而过，当初的目标达成了吗？
或许这组数据可以回答：中国扶贫研究院强化理论创新，不断完善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编写或出版专著9部，著名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同时，长期组织和参与扶贫领域第三方评估，在评估标准制定和实地评估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入实际调研，提供扶贫政策咨询，所撰写的多份报告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在中国已消除绝对贫困的今天，如何不断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如何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让低收入人口发展得更快，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等，成为摆在中国扶贫研究院众多学者案头的崭新课题。中国扶贫研究院的咨政、育人、社会服务等功能将迈入新轨道，开启乡村振兴教育和科研新篇章。
【寄语】
辛勤的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靠的是国家持续不断的扶贫开发和自身的艰苦奋斗。贫困和农村问题的研究离不开深入农村和脚踏实地的调研。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到农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