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字就像新鲜的空气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被很多人喜欢着，甚至有人说，“喝茶只喝冻顶乌，读书只读汪曾祺”。我虽不这样想，但细思这些年来所读过的书，汪曾祺当列首位。有的文章虽已读过数遍，却感觉常读常新，总有收获。能读进去，能悟出其中的好，有时还能感觉到丝丝的心意相通。
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就像新鲜的空气，就像时令水果，对身心都有滋养。记得有人说过，读汪曾祺治好了抑郁症。我是相信的。汪先生的文字有这个“疗效”。
上大学时，我读过《受戒》《大淖记事》，但因基础较弱，同那个时候所读过的其他书一样，多数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直至进入新世纪，那时已工作数年，结婚生子，初尝人间滋味。偶然接触汪先生的文字，顿觉温暖熨帖，抚慰人心。再后来因缘际会，拥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汪曾祺全集》（八卷本），选编了几本书，《文与画》《五味》《人间草木》《说戏》等，自此算是走进了汪曾祺的文学世界。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对汪先生的文字，我是当成“人生修养书”和“美学书”来读的，并在这两个方面都获益良多。
汪曾祺出生于富庶的地主家庭，年幼即读古诗文，习书读画，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后就读西南联大，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中西合璧，胸襟渐开，养成士大夫气质。大学毕业以后，辗转上海、北京等地，做过教师、编辑，扎根民间文艺的深厚土壤。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近距离接触中国农民。重回北京，又做了二十余年的编剧。那个时代，这些阅历，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
他说过“随遇而安”，他也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活着，就得有点兴致”。谁的生活能够总是波浪不兴、一帆风顺？怎样看待这些沟沟坎坎，怎样面对自己，怎样安抚那颗受挫的心，我想，读汪曾祺和不读汪曾祺，是大不一样的。
他博览杂书，古今中外，兴之所至，又博雅旁通，兼擅书画，旁及戏曲。他给友人杨香保写信，劝其有计划地读点书，不妨从《诗经》读起，“你现在五十三岁，定下心来做点学问，还不晚”。这是怎样健朗的心态！直到去世前住在医院里，他还对陪护在身边的女儿说，要喝碧绿透亮的茶、要读书，并叫女儿回家去取，就在女儿回家时，不幸离世。真真是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我感佩于他的读书博杂，以及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深厚的文化韵味，曾梳理写下《汪曾祺的书单》一文，以期与学生们分享，励人励己。这样的境界、学养，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对花花草草的喜爱，想来也归功于汪曾祺先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愿为当地的草木书上一笔，南山塔松、菏泽牡丹、泰山绣球、漳州三角梅、云南茶花，篇篇摇曳生姿。他写过多篇谈草木虫鱼的文章，诸如《淡淡秋光》《北京的秋花》《人间草木》《草木春秋》《果蔬秋浓》等，只题目就引人入胜，让人难忘。我曾有感写下两篇小文《汪曾祺的草木情怀》《汪曾祺教我识草木》。对我而言，有多少花草是汪先生给正名的？波斯菊、晚饭花、凤仙花、紫薇花，都是。还有菊花，原只道是菊花，哪晓得竟有那么多品种，十丈珠帘、金背大红、狮子头、晓色、懒梳妆……这都是拜先生之所赐。因此之故，每年秋天，我都要跑到趵突泉公园看菊花，为的是看仔细，看分明。
有心情看花草、听虫鸣，有心情看日月、听风雨，有心情关注草木一样的自然人生，想必也会有心情做别的。
一个人，他用文字点亮你，他用那支笔时时提醒你，拥有爱，好好生活，有点情致，有点诗意，足矣！
他的美学标杆是极高的
在文学追求上，汪曾祺是绝对的唯美主义者。当然，这并非说他不重视思想和内容。他说过思想和语言同等重要，他也一直说，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要给“人间送小温”。我想说的是，他的美学标杆是极高的。
对待文学，汪曾祺极其认真，毫不苟且。他说要随时打磨语言，哪怕是写张便条、写封信，都不可草率为之。他曾写过一则短文《写信即是练笔》，文中说：“‘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这要养成习惯。古人的许多散文名篇，原来也都是信。鲁迅书信都写得很有风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曾见叶圣老写给别人的信，工整干净，每一字句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他对文学青年的期许，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写过多篇文章，谈及语言问题。他将语言的训练、极致的理想，比成“揉面”，“面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怎样揉，他又指出门径：多读书，向古人学习；多留心，向生活学习；走向大众，向民间艺术取经。他讲语言的流动性、语言的文化意味，讲“文气”的一脉贯穿、前呼后应，这既是他创作实践的总结提粹，又是对青年写作者的悉心引导，是一堂堂生动的无与伦比的美学鉴赏课。其用心实良苦也。
汪曾祺的创作谈非常好看，涉及语言、结构、风格、文体、细节、风俗描写、文学功能、美学效果等诸多问题。这一方面是夫子自道之言，是通往其文学世界的秘密暗道，一方面于我而言，也是将其当成美学入门书来看的。他正是以自己的作品为例，引导读者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
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文坛，他将小说创作视为正途、命脉，并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有情致，谈何容易？可他做到了。《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鉴赏家》《金冬心》，篇篇有情致，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小说和散文，是汪曾祺文学园地中两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各结奇花异果。起初，散文对他而言，还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至90年代初，散文创作渐成主业。散文集《蒲桥集》“卖得很冲”，连续加印四次。一年内写下十四五万字，两三年之内出版四五本散文集，散文创作呈井喷之势。但他保持足够清醒：“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接触人，多读一点书。”几乎同时，他又写成《散文应是精品》一文。文中说，“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这既是反思总结，更是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
谈及结构，他说“随便”。林斤澜不同意：“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他又改成“苦心经营的随便”。实则，这更符合他的创作实际。
他说写文章不能滥抒情，不能像老头子写情书，让人难堪。他的情感很节制，语言看上去平淡自然，其实也不是“随便”的，恰是苦心经营的结果。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难辛。”这话也适合用在汪曾祺身上，那是他的法宝、秘诀。我想，我读懂了。
因为懂了，所以喜欢。
抒情的人道主义是他作品的内核
汪曾祺是一棵常青树。
若从上世纪80年代文坛复出算，至今已四十年，若从文坛崭露头角算，八十年岁月倏忽过。他的作品一点没有过时感。
至今他仍拥有大批“拥趸”，“汪迷”遍及天下。他的书，因为有市场，被反复出版。实则，汪曾祺生前自己选定的作品集，不过三十本左右，这其中也不乏重复。夫人施松卿曾戏言：一二三四五是一本，五四三二一是一本。但去世后二十余年间，他的书由“小温”到“火热”，都出到二百多本了。人虽走，茶尚热。2019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八年打磨，推出了十二卷本《汪曾祺全集》。2020年适逢先生百年诞辰，据说还有好多书正在酝酿策划中，不日或将出炉。
在他的故乡高邮，也有一大帮追随者，创立于2016年的“汪迷部落”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汪文和“汪迷”的“读汪记”，关注人数达万余人。这不能不说是文坛有趣的现象。
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不被时间的浪花淘尽，没有被时代甩出去，必有缘由。汪曾祺的大多数文章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隔”，好像是专为当下所写。在《蒲桥集》再版后记中他曾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这些话如今看来仍是那么对症！对匆忙急躁的现代人来说，他的文字正好比一服解药，可以使人得到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
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的创作理想，深厚的学养，对语言的极致追求，对美和诗性的坚持，让他的文字兼备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特质，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品格。
曾见过山东作家邱勋先生一段描述汪曾祺的话，活灵活现：“我个人与汪先生没有交往。曾听咱省作家张炜先生说过，他们几个青年作家曾问过汪先生，《受戒》《大淖记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汪幽默地说，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并且拍着自己的肚子说，这边放着《受戒》，内容是五讲四美；这边放着《大淖记事》，内容是三热爱。”
虽是戏言，却不无道理。汪曾祺的文字是怀了温爱的，是对生活的善意打量。他常言及老师沈从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冷嘲”，说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并坦陈，“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抒情的人道主义是汪曾祺作品的精神内核。他喜欢宋人诗句“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从年幼时闻嗅到的就是“一种辛劳、笃实、轻苦、微甜的生活气息”。对生活，他不是轻飘飘的，也不是沉重压抑的，他是悲悯的、“含泪的微笑”，有时是无奈的苦笑。像《异秉》《岁寒三友》《职业》《黄油烙饼》《陈小手》《露水》诸篇，不正是如此吗——他对人世有着深深的同情、理解和善意。在《〈受戒〉重印后记》中他曾说：“重谈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人世多苦辛”，应理解为汪曾祺的写作基调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体会，大概这也是我爱读汪文的原因之一。
他的作品，有时又洋溢着一股内在的欢乐。他也说过，“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我的理解，这并非简单的孩子似的快乐，而是以“苦辛”作为底色的，是懂得之后的内在欢歌和珍惜。“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这是动人的，引人向上的。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教育报》2020年03月0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