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动与深化中法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上海城市史的研究，10月20日至21日，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在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从巴黎到上海——第三届上海法租界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巴黎到上海——第三届上海法租界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师大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作为一个常设性交流平台，上海法租界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历时五年。在中法两国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这一会议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近代史、城市史、中法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域外汉籍整理于一体的多学科、综合性学术交流平台。
发现被遗忘的人物，弥补研究短板
来自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学者赵怡重点介绍了“消失在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法国人高博爱(Charles Grosbois）。
通过研究当年发行于上海租界的各种语言报纸和档案资料，赵怡发现高博爱曾是一个享誉上海法租界文化界的名字。高博爱于1919年来沪，先后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学校（法国公学) 校长、公董局教育处处长、法文协会中国代表和上海分会会长、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可谓法租界文化教育界的领袖人物。1952年随法国大使馆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中国，1953年赴日本京都任关西日法学馆馆长，1959年回国，在中日两国整整度过了40个春秋。
许多人不知道，高博爱热爱亚洲文化，崇尚东西方平等往来和交流的原则，初来上海即作为华法教育会代表为中国早期勤工俭学运动尽力，之后又积极创办中法联谊会，推进中法文化交流，晚年还将这种交流模式移到了日本。
赵怡认为，在当年的上海租界，如此热爱亚洲文化，主张和平相处、双向交流的西方人士应该为数不多，我们绝无理由将他们遗忘。
研讨会海报
赵怡还特别提及，《法文上海日报》和其后续报刊常年深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少有人研究翻阅，实为憾事，希望引起来自各方的更多关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王冀青也在《法国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始末》的主旨发言中提及一位值得学界关注的法国人——法国探险家和领事官本诺特·嘉尔业。
他表示，嘉尔业曾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与上海法租界有过密切的关系，法国碑铭学院设立的“嘉尔业基金”便是由嘉尔业捐资创建的，值得上海法租界史研究者加以重视。但因资料不足等原因，中国学界对嘉尔业的生平事业及嘉尔业基金的详情细节都不甚了解，这已成为法国中亚考察史研究中的短板。
而杜特列中亚考察团是由碑铭学院委派、由嘉尔业基金资助的第一支法国中亚考察队，于1890至1895年在中国新疆、西藏等地实施考察，是中法关系史、法国中亚考察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值得深入研究。
挖掘知之不多的领域，深入研究细节
人们已经熟知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也知晓他的寓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但李汉俊在“一大”召开前四个月对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工人罢工的声援，人们知之不多，学术界也未见有专文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因此作了题为《李汉俊论1921年3月上海法电罢工》的主旨发言。他说，1921年3月，法电工人因要求加薪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在此期间，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没有劳动者的中国》《要挟》《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全面论证了罢工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政治上的正义性与社会上必然性，有很强的说服力，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邵雍认为，《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最有价值在于最后李汉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上海工人罢工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李汉俊是1920年8月正式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劳动界》这一工人周刊的主要创办人和撰稿人之一，理所当然对上海工人运动特别关注。”邵雍说，“我想，李汉俊当时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的四篇评论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对上海工人运动的最初表态之一，弥足珍贵，值得认真研究。”
本届会议议题丰富，涉及上海法租界史、法租界的史料与文献、法租界的城市空间、法租界的都市生活、法租界的法律与法制、法国化城市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等方方面面。会议共有来自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余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会，提交论文26篇。
除了文史“火花”，亦有理工“碰撞”，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万勇基于地图的历史分析，讲述了近代上海城市的肌理（形态）与机理（内在）。他提出城市空间是有密码的，有很多内在规律和逻辑性，可以据此绘制出每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