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有这么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在1948年的普林斯顿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它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八，两弹一星元勋里有4位它的学生，部聘教授里它占据了当时的全国三分之一，它就是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的全国高校第一名，综合实力远超当时的北大清华两校，它只在历史上存在了22年，像流星一般划过却又无比璀璨。它的身上有着诸多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所大学西迁重庆时候的那些事情。
原中央大学校址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8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大轰炸，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将正在放暑假的师生紧急集合，于8月开始全面西迁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933年，罗家伦就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1935年罗家伦去重庆考察时发现这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为学校将来可能的西迁重庆做准备，为此他还早早的定制了900个大木箱用于运载教学器具。
罗家伦照片
中央大学的西迁可谓是什么都不留下，从教学器具到学校的3架飞机再到学校的牲口，能拆解的拆解不能拆解的直接装运。在运输的过程中，农学院的一头奶牛不适应轮船，为了不抛弃这头奶牛学校教职工从早上九点整一直到晚上九点全部在安顿这头奶牛上船，最终于晚上九点许磕磕碰碰的出发。
南京中山码头
然而，此时沪淞会战已经打响，时间变得愈发紧迫。船只不够用导致中大牧场一千多头良种牲畜家禽难以西迁。为了将这些科研牲畜家禽顺利运至重庆，中央大学王酉亭率领牧场职工，舍弃上船快速去往重庆的机会，毅然决定带着这1000多头牲畜步行前往重庆，从出发到抵达，前后历时一年，中间几尽坎坷，最终这些牲畜家禽一只都没有留给日军。
重庆大学后门松岭坡中大旧址
这支队伍长达400余米，由于牲畜家禽种类繁多，管理相当困难，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极其缓慢。队伍风餐露宿，昼夜前进，一路艰辛无比。王酉亭身背猎枪，时而在队伍最前方引路，时而尾随队伍督促赶路。
牲畜难赶，众人就一起协力。他们每天只能赶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好几天。次年4月，队伍才抵达河南商城，6月抵达河南潢川时武汉会战打响。
抗日战争中的难民
由于公路上到处都是西撤的军队和各处难民，道路拥挤不堪，王酉亭一行只能改走蜿蜒且路程更远的小路，一直到8月才抵达河南信阳。此时的武汉已经被日军重重包围，队伍不得不放弃最开始由武汉进入重庆的计划，从信阳西部山区碾转进入宜昌，后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顺利抵达重庆。
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舍照片
抵达时，王酉亭一行人与乞丐无异，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然而，这批珍贵的科研牲畜却保存了下来，在中央大学校门外,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重逢这些南京“故人”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原中央大学校门
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后，当时的韩国临时政府也设在学校内。黑暗的年代阻止不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世界级华人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等等都是于抗战时的重庆高校毕业。
由中央大学分出的南京大学
当年这一壮举的人物们早已不在，如今，我们在追忆着感人故事的同时更当从中学习那份为科研的执着、为国家教育事业而献身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