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既是散文中具有实用性质的文体，又是人与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家书，是书信中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式，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名篇佳作层出不穷，许多家书至今仍有极强的生命力。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他认为书信产生于春秋时期，产生的原因则是交往频繁的需要。从物质层面上说，甲骨文时代，以龟版及牛肩胛骨为书写材料，主要内容为占卜；青铜时代，以钟鼎为材料，主要内容为纪功、纪事；春秋战国时代，以竹简、木牍以致缣帛为主要书写材料，“书介”也随之产生。由于物质层面的限制，同时为了避免麻烦，使者往往是面受辞语，书信的普及流通尚无法实现。
汉代以后，纸张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场革命，它的出现真正使文字的流通得到了普及。与此对应，书信也凭借纸张而迅速普及。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形式也普及开来。汉、三国时代的一些家书，有不少已成为流传近2000年的名言警句，比如东汉名将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谆谆告诫他的侄子马严、马敦，让他们向龙伯高学习，不要学杜季良，“效〔龙〕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鵠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诸葛亮的《诫子书》更是流传千载，脍炙人口：“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復何及！”“画虎不成反类狗”、“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佳句，谁能想到这是汉代人在家书中告诫子侄的谆谆嘱咐呢？
家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体例和格式上都有具体要求，在行文上因接受书信者的身份地位、长幼尊卑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讲究，在遣词用句上也有具体规定，许多讲究和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台湾省、香港及海外华侨之中多见，而祖国内地已不多见）。由于纸张的不易保存，汉代的纸质家书笔者未曾见过，就管见所及，传世法帖之中，以二王父子的“帖”为最早，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中，多为书信短札，即与亲友的书信，因残损过多，书信的完整格式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是西晋末西域长史李柏发出的一封信的草稿，虽然是“公函”，但我们可以从中大致推断出“家书”的格式，因为“家书”是承袭“公函”的格式而来。
从晋至唐，一直到宋代，教人们如何写公私书信的书统称之为“书仪”，一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中，就保留了几十种共100多件写本的“书仪”，更有一批唐代的“家信”抄件或原件，这些珍贵的文献，使我们对如何写“家书”，有了明确而直观的了解。
这里仅为读者举两个例子，说明在唐五代时，尊卑、上下、亲疏的关系在撰写“家书”时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淆乱。
在敦煌写本《书仪》中有一篇叫“公私平阙式”。“式”是一种法律规定，“平”指行文遇到特定的字要提行另写，称为“平出”，“阙”指行文中遇到特定的字要在此字上空两字格或一字格。这里我们不谈公文中的平出、空格等问题，仅谈家私书札中的规定。敦煌本郑余庆《书仪》中记载，“高祖、曾祖、祖、翁婆（指父母）、外族耶娘……”等字“准式并平阙”，就是说遇到上列规定的字词要提行或在字前空两格，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墓所、茔所、望问、清誉”等规定的数十个词要“准式阙二字”，即在上述词前空二格。这种规定，后世发展到“双抬”，即不仅遇到特殊的字要提行高出其他行两个字；“单抬”，提行高出其他行一个字；“平出”，即提行另书；行文中遇到特殊字仍要上空两字或一字格。这种影响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在家书中，受信人不同，应用轻重不等的语词，这里从略，这里仅说“家书”信封上最后一两个字的用法：若写给父母，封面最后两个字是“几前”，若父母写给儿女，封面最后一个字是“发”。我们今天看到有人给长辈写信，在信封上写“×××教授敬启”，真不知这里的“敬”字是“敬”谁，令人哭笑不得。
上例是想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受信人和写信人的身份关系，从书信的文字、称呼及信封上的用字都有十分严格的规矩，而祖国内地多数人已不甚了了。
家书写完之后要送达受信人，在清末新式邮局出现之前，私人信件则大多是托人携带，“柳毅传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汉代之后的书信多用“函”，即小木盒盛。《世说新语·任诞》中讲东晋殷羡字洪乔，由建康（今南京）出为豫章（今江西）太守，都下士人托他给豫章的亲属带信共有百余函，殷羡走到石头，将所带百余函“书”悉投水中，并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因此，后世称那些丢失别人书信者为“付诸洪乔”或“洪乔之误”。唐代之后，多数的家书只要封起来即可，敦煌文献中即有折叠的样式。
家书作为散文的一种形式，是亲人之间互报平安、倾诉衷情、议论时政的一种私密性文字，真情实感最易流露，社会真相也极少遮掩，所涉及的又均为真人真事，其中透出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它是社会的一面未扭曲的镜子。例如，曾国藩1864年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在谈及请淮军一同“会剿”协助曾国荃攻打天京时，曾国藩说：“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看热闹也。”“看热闹”三字在收入文集时即已删去，但这恰恰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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