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王冰雅
近日，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荣获第25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是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青年联合会授予甘肃优秀青年集体的最高荣誉。专业、严谨、博学，对莫高窟充满深厚感情——这是游客对敦煌研究院讲解员的普遍印象，也是对奖章的另一种注解。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现有职工286人，其中35岁及以下青年210人，占73.4%。自1979年莫高窟对外开放以来，共计为约2000万中外游客提供专业的石窟讲解和接待服务。
敦煌文化的传播者
早晨8点，讲解员班锐和同事们乘坐班车，从敦煌市区穿越25公里戈壁到达莫高窟景区，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场参观75分钟，须步行1.5公里，旺季时，一个讲解员每天要带3到4场参观，基本要在洞窟中循环讲解一整天。
班锐说：“现在很多寺院翻修都会参考莫高窟壁画里的样式。在这里工作，我觉得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很有意义。工作之余，我还喜欢录制短视频发在网上，介绍敦煌文化。”
“每个讲解员的词本都是自己写的，老师会帮忙把关，确保没有错误。每个讲解员讲得都不太一样，这是因为讲解员自己对洞窟的感悟不同。”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认为，这样个性化的讲解有温度、有感情，是真正有意义的传播。
讲解风格有差异，但讲解内容必须准确无误。宋淑霞说：“敦煌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不能乱讲。敦煌研究院要求讲解以学术为支撑，在新讲解员入行时就确立了高标准。”
1998年，宋淑霞进入敦煌研究院任讲解员，她回忆：“我的上岗考试，院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就参加过。关于藏经洞的封闭说，专家们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当时有一位新讲解员，讲到自己个人认为应该怎样。樊院长严厉地批评说，莫高窟的讲解员，讲解一定是严谨的、有根据的。在后来的讲解过程中，我们会把专家的观点和依据都说明白，让游客自己去判断。”
“我们对讲解员的培养目标，其实就是做一个合格、优秀的敦煌文化传播者。”宋淑霞说，“文化弘扬的根本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到敦煌文化的价值，唤起更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和敬畏。”
不断学习的杂家
在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赵静的印象里，敦煌研究院的讲解员知识面广博，不是就洞窟说洞窟，而是对整个敦煌有全面的了解。“他们的讲解词是随时更新的，能感受到他们是在不断学习。”赵静说。
“这份工作对知识面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去学习历史，在大的架构中不断填充内容。”入行2年，讲解员赵轩时常有种紧迫感，“淡季是架构知识体系的好机会，我们讲解员都会自发去洞窟互相讲解，取长补短。”
莫高窟旅游淡旺季分明。每年冬季，敦煌研究院会请专家为讲解员授课，讲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解员是杂家，服饰、建筑、美术等都要涉猎。”宋淑霞介绍，专题培训涉及敦煌史地、莫高窟营建史、服饰文化等。
为提高讲解员业务水平，敦煌研究院每两年有一次级别考核。实地考核讲解能力、语言表达和临场讲解水平等。敦煌研究院专家和文化弘扬部培训科领导担任评委，考核结果直接影响讲解员的薪资水平。
“我工作16年了，仍然需要参加考试。洞窟里内容太丰富了，要把每一幅画面讲透彻，就要追根溯源，跳出莫高窟讲莫高窟，这是很大的挑战。这些年越考越忐忑，越发现自己无知。”讲解员宁家禾说。
每逢淡季，敦煌研究院还会安排讲解员到文物单位考察学习，开阔眼界。“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特殊节点，是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如果讲解员对其他地方的文化没有了解，讲述是不完整的。”宋淑霞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敦煌研究院每年选派一到两人去日本留学。1987年，新疆姑娘丁淑芳怀着梦想来到敦煌研究院，成为一名讲解员。1990年，丁淑芳被派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习日语。“学习2年后，回来接待日本游客。2000年，我又被派到日本成城大学进修，不仅精进了语言，还学习了相关美术史。”丁淑芳从讲解一线退出后，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为学界翻译最新的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
重视人才培养是敦煌研究院一以贯之的传统。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曾说：“人才招进来，我们自己培养嘛。”目前，敦煌研究院讲解员能够提供英、法、德、日、韩、汉6种语言的讲解服务，满足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游览需要。
永久牌的讲解员
2005年，宁家禾回到家乡敦煌从事讲解工作。“我是敦煌的孩子，能把敦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我觉得是特别荣耀、特别幸运的事。现在，我慢慢体会到，为什么那么多前辈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守护石窟。我们每天讲，每天看，自己的体悟和理解也逐渐加深。”宁家禾说，自己对莫高窟的热爱，早已融入工作和生活了。
“读中学时，我曾来过莫高窟，一位讲解员的讲解深深打动了我。旅行结束时，我就想：如果能来这里做讲解员该多好。”丁淑芳说，如今30多年过去，敦煌已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丁淑芳在日本进修时，有日本公司聘用她。丁淑芳想起樊院长的爱人彭金章先生的话：“小丁啊，有些人出国就走了，把这里当跳板，我希望我们培养的讲解员都是永久牌的。”
心定下来，丁淑芳踏上回国的路。“我觉得讲解员这个职业很高尚，让人有成就感。有时候一天讲解六七个小时，带完参观筋疲力尽。王旭东院长（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说，你的付出会得到回报的。每年春节，我都会收到游客寄来的贺卡或者电子邮件，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回报。”
“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氛围，前辈们特别平易近人，关心后辈，一见面就问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很暖人。在这里待久了，人变得很宽容随和。”丁淑芳说。
甘于奉献的莫高窟人
2019年，在北京从事新媒体工作的赵轩返回家乡，参加敦煌研究院讲解员招录考试，成为300多名应聘者中的13名幸运儿之一。从繁华都市到大漠小城，如何平衡内心落差？赵轩说：“我接待过一个老人家，腿脚不好，但是对莫高窟充满向往。她儿子说，母亲一生就想来一次莫高窟。这样的人和事，会让我感到自己在从事一份不普通的工作。”
班锐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樊院长。有一年旺季，游客特别多，她已经年近80岁了，还经常来窟区了解情况，看到我们就说，娃娃们辛苦了。”
目前，莫高窟的讲解员以敦煌本地人为主，队伍相对稳定。“有的讲解员考到香港大学读研究生；有的讲解员年纪大了，体能跟不上，但业务能力强，就转去培训科做培训；有的专职做翻译；有的转向学术研究……有同事开玩笑说接待部就像大学。”宋淑霞说。
“留住人才，我们强调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常书鸿先生那一辈人留下一种奉献的精神，传承到今天，我们称之为莫高精神。”
老一辈莫高窟人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年轻人。“身边的老师们外语非常好，从事翻译工作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们同样在这里坚持下来。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莫高窟总要有人去守。择一事、终一生，是每一个莫高窟人的使命。”赵轩说。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3日0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