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大，国力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二百七十六年，其中接近一半时间在黄金时代之内。但创造这个王朝的皇帝李渊，却是贵族世家中的平凡人物，真正开创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人是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仅造就了贞观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还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个原因是，唐太宗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李世民大帝和他的臣子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吸取前一任王朝的历史教训，及时总结经验，用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制定符合当时国情的计划，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才获得空前成功。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是廉政，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勤政。廉政，作为行政领域中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在行政伦理观中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定位。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事关国家兴衰。政府一定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并把廉洁放在第首位，只有这样，才是符合行政伦理观的要求。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他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正因为有如此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保证了政府的廉政，中国开始从噩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唐太宗不仅做到了廉政，还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进，真正做到了勤政为民。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这就是行政伦理学中所说的行政伦理养成机制和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唐太宗通过对官员在行政责任、行政良心、行政信誉、行政纪律方面的培养、塑造和在监督防范、廉洁自律等方面机制的构建，实现了政府的廉政建设。
客观地讲，李世民大帝个人的优秀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大家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同时以身作则，以身示范，才能够任用和培养出一大批清正廉明、深明大义的臣子，因为这个优秀的公仆队伍，才能够创造出这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所倡导的行政伦理学
《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从八个方面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分别是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团结协作，品行端正。唐太宗的公务员队伍就是一支由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团队。
为什么说他的行为符合行政伦理的规律呢，在行政伦理学中，行政伦理规范的他律性、自律性及其统一，是行政伦理规范的本质属性。他律性是外在的约束力，唐太宗通过贤臣来约束自己，通过制度和激励来约束官员，这种相互约束构使整个唐朝政府能够时刻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而唐太宗的及时反省必然会起到示范效应，使整个政府官员都能够经常反思自己的错误，使廉洁，勤政成为可能，不正之风被扼杀在摇篮中。
法律制定出来后，他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在行政伦理品德养成的外部机制上，唐太宗注重人才和教育的重要地位。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对于人才他不仅善用，而且信任，对于官员的合理建议，他都会采纳。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
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官员进行教育，要求所有官员工作第一，享乐第二，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并带头示范，所以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行政伦理品德养成的内部机制上，唐太宗则通过责任认同机制、习惯养成机制、良心调控机制和伦理修养机制几个方面加强对官员的教育。他通过责任机制和他的信任，使官员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对工作产生无限的热爱，把外在的客观责任内化为主观责任；当所有人都对责任认同时，就产生了一种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责任认同被干百次的重复后，就成为了习惯，廉洁、公正、勤政变成了自然的事情。
在这样的氛围里，贪污腐败就不正常了，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心里有了行政良心，会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始终引导自己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当遇到矛盾和选择时，唐太宗苦心营造的良心调控机制就会起作用，这个机制是社会舆论和法律所不可比拟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是内部与外在的高度统一。唐太宗自我反省，这是他倡导伦理修养机制，他希望通过的他的示范作用，让文武百官都能够经常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身的行政伦理人格，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
结语：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唐太宗也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唐太宗及其政府正确的领导，从制度制订、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到执政为民、修身养性等各方面都能够遵循行政伦理的规律，他们的行为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物质条件、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人民意愿相符合，能够超脱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因被封建专制的权利所腐化，能够做到现代人还津津乐道的为民、务实、清廉，唐太宗的虚心、宽容、自省、廉政、勤政和他的团队的正直、公正、自律开创了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