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有个头脑迟钝的弟子叫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人如何践行“仁”的思想？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要用礼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礼的就去做，不符合礼的就不要去做。在孔子那里，“仁”更多的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叫“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像人字的结构式一撇一捺互相依靠一样，我们要想成就自己，先要成就别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是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思想。这两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金科玉律。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认为孔子的“仁学”就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人践行了“仁”，这就是道。
孟子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仁学”上升为国家治理原则，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认为君主要是能够把“仁者爱人”的思想引入顶层设计中，实行仁政，将“仁者无敌”，最终可以一统天下实现“王道”。
孔子是一个心慈面善温情脉脉的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并高扬人的价值的人。孔子家里的马厩失火，他第一个问有没有人受伤，这种关心人生命价值的思想，在把人当成动物的奴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孟子》记载孔子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痛骂那些第一个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断子绝孙。当然，对于用活人来殉葬的做法，用俑来代替，显然是一种进步，孔子认为，即使是用土俑、木俑来殉葬，也是对人生命价值的漠视。孟子则把孔子“重民”的思想推向高峰。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体和国家的根本，国君无足轻重。国君要是不行仁义残暴百姓，百姓可以换掉国君，甚至是杀掉。这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振聋发聩的民主思想，搞得2000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还心有余悸，他曾经恨恨地说，要是这老头子还在，早就拉出去砍了。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思想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并没有给人性善恶做出界定，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性是存在的，后天的环境即“习”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孔子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的善恶 ，只是在《论语》中，表现出人性善的倾向。“子曰，人之生也直”，意思是人本身具有正直、直率的品性。而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孟子认为人和禽兽之间的区别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种向善的“萌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同情心就是施行仁的开始；羞耻心就是施行义的开始；辞让心就是施行礼的开始；是非心就是智的开始。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就像我本来就所具有的,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孟子认为，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人，没有这四种心的就是禽兽，人如果能够好好地守护这四种心，就能成就道德。不能好好守护这四种心，成了坏人，那就是自暴自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自贼”。孟子的性善论对形成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积极向善的文化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人格形象上，孟子和孔子也不一样。孔子像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在各国国君和王公贵族面前，始终保持着儒家宗师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孟子，就像一个怒发冲冠的斗士，一副高度傲娇凛然不可犯的形象。在齐国时，齐王本来要到宾馆拜见孟子，但齐王借口自己生病了，让孟子上朝拜见自己，孟子一听就炸了，告诉齐王的使者，正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去见齐王，然后就出去玩了。齐王听说孟子病了，赶紧派了私人医生给孟子看病。而孟子宁可逃到朋友家躲起来，也不愿见齐王的医生和特使，反正你齐王不来看我，就别指望我放下架子去拜见你。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贵的三种东西，齐王只拥有爵位，而自己则有年龄和道德两大优势。就像是拳击场上的比赛，孟子是二比一“KO”齐王。因此，孟子在游说诸侯时始终保持着“说大人而藐之”的气概，以“帝王师”的形象出现，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来帮你的，完全不是后世儒者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圣人和君子，而孟子则崇尚大丈夫人格。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独立人格，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三合一”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贱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孔子在和别人的交谈中，柔风细雨循循善诱，说话言简意赅，你可能一时不懂，但余味悠长如坐春风。而与孟子谈话，就像屁股底下有仙人掌如坐针毡。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与人谈话，总是用参加辩论赛的方式，专治各种不服。有时候如春风化雨，实际上是给谈话者“挖坑”，让你不自觉的掉进孟子语言的“陷阱”，用现在的话说是“满满的都是套路”；一会儿如雷霆万钧狂风骤雨，驳得你面红耳赤大汗淋漓，最后“竟无言以对”。
其实，孔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孟子。孔子去世后，儒家分崩离析成了八派，儒家思想有走向衰落之势。当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杨朱是个极端自私主义者，他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大家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麻烦别人，这样世界就太平了。而墨家是极端利他主义者，他们主张兼爱，要像爱父母一样去爱别人，这就像是买了爱的保险，你付出一份爱，别人给你更多的爱，这样世界也就和谐了。在战国时期战火频发老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这两种理想很美好诱人。但孟子认为这两种思想对儒家学说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以孔子思想传承人自居的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批判这两种思想，让儒家思想重新挺立于文化的顶端。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不为君主服务，是破坏了等级秩序；墨子的“兼爱”是把父母等同于陌生人，是“无父”，无父就是“禽兽”；而无君、无父就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对这种歪理学说，雄辩滔滔的孟子当然要对他们大加鞭挞。
在孟子眼里，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其他一概扯淡。所以孟子还对法家、纵横家、农家等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孟子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身上充满了“浩然之气”，辩论的水平又高，经常把那些学派驳得哑口无言。人们认为孟子好辩，但孟子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由此可知，孟子是以一个心怀天下、以孔子门徒自居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