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生】古稀之年的记忆(第四章)

感悟人生——古稀之年的记忆

作者:孙登高

文革开始后,我从华县咸中到北京,到东阳的经历

谨以此书集敬献给呕心沥血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敬献给曾经养育我成长的所有亲人以及在危难之际帮助过我的同学、同事,朋友和村邻。我只是以自传的形式尽量准确贴切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用理性思维的解剖刀无情的解剖自己。因为有太多的遗憾和愧疚,为了求真求实,哪怕把自己解剖得体无完肤也在所不惜。我期望给自己以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文过饰非,也期望在有生之年给逝去乃至熟知我的人以客观公正的交代。更期望给后人谱写新篇章时以警示和启迪,期望《感悟人生》成为我人生的一面镜子。

第四章 文革岁月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横扫千军之势燃遍全国。当时的咸林中学作为华县的最高学府,也是到处布满待燃的干柴。县委向咸中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工作组的八条清规戒律束缚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六月中旬北京等城市停课闹革命的消息在本来就容易冲动的同学心中激起波澜。6月16日早,上完第二节课,我们班(高67级2班)一名团支委几句慷慨激昂的演讲,全班同学涌出教室,唱着《国际歌》奔向工作组驻地,请求停课闹革命。因为是全班的集体行动,我也被同学的激情感染一同前往。

文革开始后,我从华县咸中到北京,到东阳的经历

咸中老校门 网友提供

1966年10月份,我作为学生代表的一员,带着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的重托,与三十四名同学在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领导的安排下,从西安车站乘火车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当时我的母亲病重在家,我也来不及给她打声招呼,更何况当时我经济拮据,身上只有一元钱就匆匆出发了。

在北京我们在努力寻求支持的同时,到几个大学交流学习。我还请假抽出一天时间,只身到北京大学看望了我的叔父。在北大校园,叔父见到我既意外又惊喜,给我买了盒饭,盛情款待我。他又陪我去离学校不远的颐和园游玩,拍了好多张照片。在北京呆了十多天时间。终因牵挂病重的母亲就多次请求接待站尽快买了返程车票,匆匆返回华县。

我从北京回来那天是晚上12时后到达的,从柳枝火车站一下车,也顾不得害怕,独自一人步行五六里路回到家中。一进家门就趴在病重的母亲的身边痛哭,母亲流着泪没有责备我一句话。当时母亲的病已危重,彻夜的咳嗽、气喘,睡觉也不能躺。整夜整夜的坐在炕上,趴在小凳子上才能稍稍睡一会。

看到母亲的这种病况,我已经没有心思去想什么前途,什么学校里的恩恩怨怨,我就一直待在家里,守在母亲身边。那些天我伴随外祖母、父亲整夜整夜的守在母亲身旁,这时也没有法子求医了,我们只能用悲愤和无奈的心陪伴母亲,安慰母亲。不到一个月时间,农历11月25日凌晨,苦命一生的母亲与世长辞,终年四十四岁。

文革开始后,我从华县咸中到北京,到东阳的经历

1951年幼时的我和父母等亲人合影 作者供

母亲的丧事办的很简单,棺材是外祖母将预备给自己用的棺板做的,挖墓、帮忙全靠父亲的一帮相好的村民张罗。在那个凭证票购物的年代,不要说我一贫如洗,就是有钱,没有关系,没有队干部的支持,我什么也干不了。残酷的现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自己就只是一个还未涉世的穷学生,即使在安葬母亲这样的家事面前也是那样渺小,那样无能,那样束手无策。

母亲终于入土为安,我却像害过一场大病,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趴在炕上失声痛哭。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我更加郁郁寡欢。后来同班的两位同学到家里来,劝我到学校去换个环境,或许心情能好一点。

重返学校,原来朝夕学习生活的校园却变得异常陌生。随处可见的是和某某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巨幅标语,是前来挂钩的工人、农民和各地的群众组织。我班同派的几个同学还忙着接待来访的群众,说是我班还有十几个同学在东阳公社(后来的东阳乡)的某个大队煽风点火去了(鼓励农民参加文化革命)。

步出校园,我来到了与校园一墙之隔的县委、县人委(县政府)大院,在人委会议室见到同班的闫少云同学。由于我们一直关系比较好,也就谈的推心置腹。她理解我失去母亲的悲痛,也不愿意整日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劝我同她一块去最边远的东阳公社去串联,远离斗争的中心,让我也换个环境,散散心。

文革开始后,我从华县咸中到北京,到东阳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华县人民政府大门 自华县志

第二天早晨,我和闫少云同学从县城附近的她家出发,背着行李,徒步经过杏林,瓜坡,金惠,大明,高塘五个公社,到达最边远的东阳公社,我们没有在我班同学所在的江村大队逗留,只想找个清净的地方待几天,我决定去更远的泽口村,闫少云也坚持和我一块去。

泽口村虽说是塬上,但却不是人们想象的干旱贫瘠的旱塬,这里是东阳塬与渭南崇凝塬之间的一个川道。村旁是潺潺流淌的小河,村北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稻田,西边就是比东阳高许多的渭南崇凝塬,当年著名的渭华起义的火种就是在崇凝点燃,进而在高塘镇举起义旗,成为燎原之势。这里民风淳朴,乡亲像欢迎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的接待我们,使我消沉悲痛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这个小村庄当时是正统派,保村干部,保公社干部,当时公社书记李梦文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许多老人讲的往事使我想到还在村上当干部的爷爷、父亲,心里的共鸣使我们的心更近了。我发自内心的写了一张感谢父老乡亲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大字报。并署名为“小学生战斗队”。我们曾和社员们一起往地里担粪冬苦,而更多的时间是两人漫无目的的散步,或是沿着田间小道攀上崇凝塬,到崇凝街上玩,大概待了十多天,我的心情也好了许多,我们才又步行返回县城。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我是在默默承受苦难和与世无争中度过。母亲的去世使我一下变得苍老而现实。痛定思痛,我决心待在家里,待在农村,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分担父亲一人支撑的家庭重担。我像一只离队的孤雁,没有知音,无人与共,虽苦闷却更觉得踏实,更接地气。生命的本能使我感受到生我养我的柳枝农村才是我生命的栖息地。

图文来源:作者供稿《感悟人生》

原文作者:孙登高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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