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推古改革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与之相比，后世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都可以称得上是托庇于前人遗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次政治改革，推古改革之中，糅杂了大量佛教思想在内。
就连其改革中所推行的《宪法十七条》和《冠位十二阶》，都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比如《宪法十七条》中的第二条是：“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在一篇通篇以国宪为名的律法书中，开宗明义的以佛教为?国教，这对于后世研究推古朝改革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问题。
那么，这位在日本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太子，为何会如此推崇佛教，并将之在日本大力推广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一共有以下三点。
一、日本推古朝改革特殊的背景
当时的日本，其实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与之前的日本不同，此时的日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一统任务，而来自朝鲜和中原大陆的流民则为原本技术落后的日本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农耕技术的进步，更是促进了日本人口在推古朝开始之前就迎来了一次大爆发。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日本，正在逐渐兴盛起来。
然而，在其国内的统治，仍然有着诸多问题。虽然皇权正在逐步兴盛，日本天皇却面临的是比中原王朝“皇权不下乡”更为严峻的问题。各地豪族依靠权柄和武力，在事实上割裂郡县，占据山野田地，使得平民几乎无力维持自身的生计，只能托庇于前者。这对于一个正在逐步掌握自身力量的政权来说，显然是不可以容忍的。
皇室虽贵，但却丝毫没有驱逐贵族政治的可能。甚至连朝廷法度的伸张都必须依靠亲近的大贵族苏我式来斡旋。而当时日本流行的神道，却是一种结构松散的信仰体制。正是这种危机局面，使得圣德太子急需利用一种更为稳定和一元化的信仰来作为对抗氏族的武器。而这正是他选择佛教的原因之一。
二、对隋王朝的亦步亦趋
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与日本隔海相望的大陆，就会发现此时的中原已经不再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混乱之地。以后周的灭亡为最后标志，隋王朝开始了属于它的崛起和复兴，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强盛而辉煌的国家竟然二世而亡于隋炀。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重新归于一体，其实也标志着东南亚地区新势力模式的建立，而此时的圣德太子，丝毫不见其姑母推古女皇般的自大或自傲。后者在写给隋朝的国书当中，以自己为日出之国，而大隋为日落之国，此举险些激怒隋帝。事实上，在后世日本人的评价中，此时的圣德太子，几乎是推古朝得以复兴的唯一原因。若非推古女皇在位后期对这位侄子严加提防，致使其抑郁而终，推古朝的革新可能会更为彻底。
因此，深谋远虑的圣德太子，已经在隋朝大一统的局势下，看见了日后东南亚地区逐步形成一元化政治核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先通过朝鲜半岛来扩张势力的可能将成为泡影。为了能够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继续发展，学习中原王朝先进文化自然也成了必由之路。而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原因下被圣德太子当作其慕华思想的载体，引入了日本。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公元5到8世纪，这种慕华思想的出现有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日本有着这样的举措。在隋朝灭亡之后，与大唐更为接近的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乃至高句丽覆灭后的高丽，都曾经派出大量遣唐使出使中原。而这其中的动因，除了佛教本身以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隋唐两代王朝能为其带来的先进技术。
三、其余的一些次要原因
当时的日本，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就像前文所说，这种上升过程其实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整体经济技术的提升，与之相悖的，则是平民困苦的生活状态。引入佛教，最纯粹的理由之一其实还是圣德太子为了能够以佛学拯救平民之精神。
当然，这并非完全处于慈悲，更不能单纯的当做圣德太子德行的一种表现，虽然这位太子私德的确为人称道，但之所以希望引入佛教来缓解日本底层人民精神世界的痛苦，其实和佛教早期在印度大兴有着相同的原因。以佛教平息众怒，才得以保全王朝的统治。
另外，在佛教传入中国，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其本身也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信仰。其佛经的解释和整理，也附上了重要的封建文化元素，而这些对于圣德太子推古改革自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就像前文所说，此时的日本因为中原地区隋王朝的建立，处于了一种恶劣的政治态势中。公元6世纪末，高句丽、百济曾经为了遏制新罗而与日本结好，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百济、高句丽僧人东渡日本的高峰期。这也标志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佛教外交的形成。
事实上，就连推古朝后期，小野妹子奉圣德太子之命出使大隋的过程中，也曾经以僧佛为伴，东南亚地区这种佛教外交在公元6世纪之后几乎达到了顶峰。
结语
自圣德太子推古朝改革开始之后，佛教就开始成为日本地区最重要的宗教，然而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它的传入和发展，并非仅仅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苏我式等传统贵族的逼迫，隋王朝建立带来的格局变化以及平息平民愤怒的企图，致使这一传统宗教最终在日本生根发芽，并成长成一种有别于其余地区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论圣德太子及推古朝改革》
2.《浅谈圣德太子推崇佛教的原因》
3.《推古朝时期日本民族意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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